为西湖“把脉”

“城镇和风景区水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国内外诸多“水”专家通过实地参观考察,为西湖和杭州这个城市的“水”把了把脉。西湖水生态环境也受关注。专家认为目前西湖水质明显改善。     

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论纲

华北是民间宗教发祥地之一。本文在前贤与时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上论述了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的特点与规律及其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剖析了明清时期华北民间宗教空前兴盛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内在动因;揭示了民间宗教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对下层民众精神生活与世俗斗争的持久影响与历史作用,并明确提出对于民间宗教这样的下层宗教应该进行理性的认识和认真地清理。     

广德湖考

<正> 历史时期在杭州湾南岸肖绍宁平原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湖泊,对当地的农田灌溉、民间、饮水以及地区小气候的调节等方面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繁,诸如水土流失、围湖垦田等因素,使得这些湖泊渐趋消亡,至今半数以     

林则徐疏浚福州西湖之方略与成效

林则徐一生治水遍布大江南北,曾在苏豫鲁鄂等地兴办水利工程。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九年(1829)为父守孝期间,林则徐还曾主持重浚福州西湖。文章重点考察他浚湖时所采取的方略,阐述其治水成效以及对当代西湖水利建设的启示意义。     

浅析清朝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的不利因素

自古以来,大陆与台湾就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明清时期,大陆人稠地少,为生活所迫的大陆东南沿海人民,冲破千难万险入垦台湾,使台湾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本文从清政府的禁渡政策、台湾的自然环境等方面分析了清朝时期不利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的诸多因素,以从侧面来反映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的艰辛与困苦和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健讼风习探析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连年的灾荒,加之诸如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助推,健讼之风在明清时期的皖北各地普遍兴起.在是风乃俗的支配下,皖北民间习于诉讼,以健讼为武.其争讼主要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或为争夺田土,或因避水害,或出于讹诈财物;讼争的性质不是出于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而是为了侵蚀或牺牲对方的利益,以貌似合法的手段达到非法的目的.此类健讼对明清以来皖北地区社会风习的负向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对于近古以来民间的健讼行为和习俗,我们绝对不能一概予以积极的评价,而应从诉讼双方的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历史时期江南水环境变迁与文人诗风变革——以有关采菱女诗歌为中心的分析

唐代以前,江南的水面较为丰富,许多区域有菱亦有荷,采菱是次于采莲的一项民间农事。文人关注采莲女与采菱女的活动,采菱女的文化从民间上升为雅文化。随着江南开发加强,大水面逐步被分割,水面变小,江南地区的水面种莲开始减少,种菱比例开始上升。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比苏松地区有更多的菱种植。受水环境与经济的影响,采莲女形象减少,采菱女形象增多。     

以江陵县为例看宋元明清时期荆北平原的水系变迁 ——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除长江干流外,江汉平原自古存在众多的支流及湖泊,它们的演变对干流的影响很大.本文立足于方志资料,以江陵县为例对宋元明清时期荆北平原的水系变迁进行探讨.宋元明清时期,荆北平原各县的江、河、湖三者的关系变化纷繁,这种演变既受到自然因素如来水、来沙、河道摆动等变化的影响,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荆南平原不同的是,荆北平原的水系演变还直接受到了汉水分流的影响.荆北平原的水系尤以明清以来的变化为著,而且该变化影响至今.     

明清民间公共知识体系、传播方式与自身建构——以明清曲本为材料

本文以明清曲本中的俗曲、民谣、笑话、酒令、江湖方语等为对象,考察明清时期知识体系整体形貌中的一个重要面相。这种知识不仅通过流行娱乐的传播方式,也即民间诵传的接受过程,将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个人知识逐步演变为民间社会的标准化知识,而且,在无意识状态下,使民间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创造了自身。这种传播方式不仅规定了民间知识的形态,也规定着知识的内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民间娱乐的传播方式创造了民间的知识体系。     

南宋时期西湖治理初探

南宋时期,杭州成为王朝都城所在,西湖作为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南宋政府一方面从改善水质、修缮水利工程以及防止沼泽化等方面对西湖进行持续不断的治理,一方面对西湖景区进行改造和维护,有效地保护了西湖的生态,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我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关键位置上,通过百年来沙漠-黄土边界带概念的形成考察,从学术史上获得该论题蕴含有过渡带、敏感带、生态交错带内涵,这是众多学科研究意义所在。明代为防御元蒙势力,沿长城地带实行军屯,清代限于人口压力和财政因素,从长城内到长城外,将"变刍牧而桑麻"的活动扩展到大半个高原。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尤其是以长城作为判断毛乌素沙地南移及其与明清垦殖活动关系的一种考察方式,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认为自然因素更显重要。尽管人类利用土地的形式和规模在逐渐升级,但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中,仍只是作为荒漠-草原彼此进退的一种参与力量。     

近代东太湖的围垦与治理(1890—1937年)——以吴江地区为中心

东太湖是太湖主要出水区,生态环境敏感。光绪十六年河南客民迁入,吴江东太湖兴起围垦潮。此后到抗战前,对其治理政策经历了从光绪中后期招垦弛禁,到1914年禁垦、停补荡粮,再到1925年有限放垦的变化过程。这看似是从以财政考虑为主,到重视水利等问题,再到注重合理开发的变迁过程。然而,1914年后,由于财政需求以及治湖经费不得不依赖湖田放领的现实,官方不仅未能限制和引导围垦,设局放领和下调湖田领价,反而推动围垦无序发展,使水利状况日趋恶化。1935年大规模私围后,官方不得不拆围以避免极端后果,并制定善后方案。总之,近代转型过程中,技术和理念有所进步,却未必能真正推进环境治理,财政能力是影响治理落实的重要因素。     

16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滇池沿岸的 低田与深水稻种植

明清以降,滇池在岁修制度下常年疏浚海口,水域范围基本稳定,但受季风气候影响,其水位存在明显季节性变化,夏秋上涨,冬春下降,主要表现为沿岸低田在雨季即周期性被湖水淹没的特点。随着滇池流域坝田开发趋于饱和,滇池沿岸低田的深水稻“水涨谷”,在明清之际逐步系统种植,实现滨湖低田稻作与滇池水位季节性变化的生态耦合。这种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末彻底改变,入滇河道上游大小水库的修建,使滨湖低田逐渐干田化,水涨谷生长的水域环境发生变化。观察滇池水域环境与稻作生态互动的关系,发现当区域环境呈现出长时段的规律性变化,就可能变“害”为“利”,这是人与自然相处中适应并利用自然的智慧展现。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沙尔湖路”研究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存在一条自哈密西南沙尔湖转西北至鄯善进而抵达吐鲁番的“沙尔湖路”,它与“黑风川道”“小南路”等传统路线均不同。利用《蒙古山水地图》等文献,可对沙尔湖路具体行经进行考证复原。该路沿线地形平坦,有泉水与植被,在明廷与吐鲁番、清廷与准噶尔在哈密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阶段曾广泛使用,后因泉湖干涸、气候炎热而中断。     

幻景中的沉城记忆: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沉城之灾是水环境变迁引发的极端事件,湖市蜃楼以祥瑞的幻景方式重复着沉城的灾难记忆。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引发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入水底,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沉城再现的湖市蜃楼固然不可信,但幻景中包含了百姓的灾难记忆,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西湖诗词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西湖诗词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地域色彩,西湖诗词能够自然贴切地融入小说叙事,创造出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提高了西湖小说的艺术品位,调节小说叙事的节奏,使其情节生动曲折又符合情理逻辑,还丰富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与心理活动。     

明清以降漓江上游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研究

漓江沙洲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交互影响的结果。明清以降,外来人口不断进入漓江上游地区从事农业垦殖活动。垦殖活动在改造了上游山区自然环境的同时,其产生的泥沙在雨水作用下进入漓江,促进了桂林段漓江沙洲的发育,并改变了桂林段漓江河床的面貌。岸上居民也开始由岸上洲,这是漓江流域人地关系的重要变化。     

梦华怀旧情结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之兴盛

杭州在唐宋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素材来源与情感寄托,而这在与后南宋时代的兴衰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与失衡。失落中的梦华怀旧情结,在小说作者的审美心理与创作动机中,以及杭州读者群的接受心境与审美情趣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巨淀湖的变迁及其在鲁北地区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巨淀湖是山东北部一个重要的湖泊。这个湖泊在历史时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本文将巨淀湖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论述了汉代的巨淀湖、《水经注》中记载的巨淀湖和元、明、清时期的清水泊 ,此外 ,还论述了巨淀湖在鲁北地区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16—20世纪滇池流域的乡村聚落与人地关系——以柴河三角洲为例

本文选取滇池南缘的柴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小尺度范围内复原明清以来柴河三角洲乡村聚落的发展、分布,并进一步揭示明清以降在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滇池流域的人地互动。研究发现,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柴河三角洲在滇池水利开发、三角洲营田技术的运用以及南岸入滇河流自然沉积的共同作用下得以迅速沉积,最终形成于18世纪。聚落随着三角洲的沉积不断向滇池岸边拓展。受到土地开发过程和土壤肥力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聚落分布的密度则从三角洲上部到底端逐渐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