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四)

56.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4月26日[5月9日]于北京4月24日[5月7日]电悉。今天我向外交总长说明了电中所述意见。他答应将上述意见报告内阁及总统。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一)

中俄北京会议,是我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同沙皇俄国就蒙古问题进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签署的中俄声明文件实为又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这里选译的94通俄国外交文件即是关于上述会议及声明文件的,这些文件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期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30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以及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编辑出版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即俄国橙皮书)。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即我国辛亥革命爆发至中俄北京会议前后,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来往密电。其主要内容是出席中俄北京会议的俄国驻华公使就谈判蒙古问题致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的请示报告,以及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所发出的有关指示及训令等。沙皇俄国为实现其侵占外蒙古之野心,一方面趁我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封建王公“独立”,进而逼迫外蒙古当局缔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在外蒙古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以威胁利诱手段逼迫袁世凯政府与之进行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确立其外蒙古的宗主国的地位,使其侵略行动合法化。本文所选俄国外交文件反映了俄国驻华公使与我国外交总长在北京举行数十次谈判及逼签中俄声明文件的情况。中俄北京声明文件使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遭到进一步摧残,除保留了徒有虚名的“宗主权”外,我国在外蒙古的权利已丧失殆尽。上述关于中俄北京会议及中俄声明文件的俄国外交文件,对研究中华民国史、中俄关系史及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史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次会议的俄国外交文件译出在本刊陆续刊布,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注释,除标明译者注外,其余均为原编者注。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二)

并转现在蒙古的四等文官廓索维慈。为蒙古事。第812号电悉。赞同您对外交次长的答复。不言而喻,我们既不同意通过仲裁解决蒙古问题,亦不同意中国向外蒙派遣讨伐军。您可向外交次长重申这一点,劝他切勿向我们正式提出这一问题,并提出,中国政府向与东省铁路毗邻的内蒙集结军队,必将促使我方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我国权利及利益受到损害。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即将出版

由陈春华编译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一书,即将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所收文件译自苏联官方三十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外交档案汇编及俄国外交部橙皮书等,其中包括俄国外交大臣就蒙古问题给驻华公使、驻蒙古领事等的训令及来往密电、外交大臣呈沙皇的奏折及内阁会议记录等,共三百多件。这些文件反映了沙俄精心策划外蒙“独立”,逼签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铁道条约、电线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即将出版

由陈春华编译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一书,已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边疆史地丛书》,年内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反映沙俄     

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俄国外交文书选译陈春华郭兴仁译陈春华校译者说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我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沙皇俄国借我国新旧政权交替之机,乘虚而入,策动了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独立”,以达吞并之目的。与此同时...     

研究中俄关系的重要史料——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

外蒙古以其辽阔地域(近160万平方公里)和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从来是俄、日等国觊觎的对象,它的命运对东亚局势,尤其是对中俄日三国相互关系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仅从其发展水平的角度所作出的估计。为此,各国史学界有不少人致力于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和有关史料、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其中陈春华编译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列入由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边疆史地丛书》,1991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即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俄国外交文书汇编。     

沙俄等列强与中国参战(一)--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这里辑录的俄国外交件共四十四件,译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这些件反映了俄、英、法等协约国为各自利益竭力促使大战期间宣布中立的中国参战和驱逐德、奥驻华外交代表及臣民,以及日本为达到侵华目的反对中国参战等情况,对于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角逐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下)

19、驻苏大使哈里曼致国务卿备忘录巴贝尔斯贝格1945年7月28日贝尔纳斯先生: 关于宋博士与斯大林的会谈,宋显然已在谈判中作出了中国政府所能做到的一切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就依然存在分歧的各点,对雅尔塔协定作出解释。中国并未强大到能独自抵制苏联扩大其要求。既然美国因雅尔塔协定而介入了中苏之间的和解,我相信,总统对雅尔塔协定,尤其是在大连港的安排和铁路经营方面作出他的解释,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伏尔加河大宗商品运输与近代俄国经济发展(1850——1913)

有关伏尔加河水运的研究需进一步明确水运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状况以及其在俄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起的综合作用。在近代俄国铁路运输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之前,伏尔加河在干支流货流及其结构上体现了大宗商品运输的优势,粮食木材等大宗商品运输最大限度地推高了原料和原材料的商品率,水运专业化指数显示其撬动的市场规模效应。商品流通所形成的市场及其专门化促进各地相关产业发展,这些内在要素与造船业更新换代结合在一起,构成水路沿线城市兴起的根基,其中阿斯特拉罕等更是从小渔村发展为区域中心城市。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伏尔加河水运大宗商品流通、专业化市场与产业发展是俄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

从17世纪末开始,俄国实施欧化改革,实行重商,鼓励航海,国势渐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仍然重农抑商,禁止航海,国势趋衰。到18、19世纪之交,俄国不但开始称霸欧洲,且开始关注远东。嘉庆十年,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特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然而,由于中俄文化背景有异、双方互知甚少,从一开始中俄双方就在诸如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不过,事后中俄双方基于国际国内的局势,相互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努力维持了外交和局。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中)

8.驻苏大使哈里曼致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电莫斯科1945年7月7日第071545号。我利用今日同宋午餐的机会,向他告知总统和国务卿的意见,即在根据雅尔塔协定达成任何安排之前应进行协商。他表示完全同意。关于白宫第310号来电,我今日下午也告知了莫洛托夫。他问你们打算在柏林会议还是在会前进行协商。我说如果在今后几天内将达成一项协定,我认为你们将希望立即被告知。他表示要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宋都告诉我,自星期一以来未举行过会谈,但宋今晚将会见斯大林。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45年7月和8月,宋子文曾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两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8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就苏联援华、外蒙古独立等问题换文。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上的一桩大事。1981年,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第一阶段会谈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会谈的具体进程裨益非浅。现将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函选译登出,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本组材料不仅反映了两个阶段会谈的具体情况,可补充《初编》第三编的不足,与之互为印证,而且揭示了会谈期间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在宋子文对会谈的态度、美国对会谈的介入和所起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争斗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材料译自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辑第七卷。     

中东铁路路权交涉(1896—1924年)

1896年5月,沙俄政府诱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同盟条约》,紧接着又签署了《东省铁路合同》,从而实现了它蓄谋已久的愿望,就是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进而吞并这一地区,并把它做为瓜分中国,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基地。但是,表面上沙俄政府不得不表示尊重中国主权,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经营,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全面侵略。因此,从中俄密约的签订到沙俄政府及其残余分子在中东铁路统治垮台,围绕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展开子长期、错综复杂的交涉。交涉的核心就是尊重还是侵犯中国主权问题。本文就是对1896年到1924年9月中东铁路路权交涉,作以简要,概括地叙述。     

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在华逗留,参与了谋划币制改革、拟订清理铁路债务的方案、谈判对华贷款的条件等事项,并同国民党当局诸要人会晤,讨论当时以中、英、日关系为主的远东局势。在抵华前和返英之际,李滋罗斯曾两次赴日,会见了日本政府和财界、军界的部分要人。1984年英国政府文书局出版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20卷,公布了李滋罗斯远东之行的主要档案材料,现从这些材料里选译了一部分,主要是英国外交部、财政部同李滋罗斯、驻日驻华使节之间的往来电函,供有关的研究者参考。     

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中)

26、外交部致贾德干电外交部,1935年12月21日我已和财政大臣讨论了局势。我们同意,目前日本人不大可能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整个局势如此动荡不定,我们仍然认为,现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时间。我们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不赞成突然结束李滋罗斯爵士的使命。我们仍然希望耐心等待日本人态度的改善,李滋罗斯爵士以后对日本的访问能取得成功。我们认为,李滋罗斯爵士可以促进解决预算改革、中央银行改革和清理铁路债务等问题,使英国能获得铁路器材的订货,挫败莫奈的计划。     

李滋罗斯远东之行和1935—1936年的中英日关系——英国外交档案选译(下)

36、柯文致艾登电北平,1936年4月29日以下是李滋罗斯爵士致财政部和商业部的电文。已阅外交部第113号电文和北平第200、201和212号电文。1.在天津,我见到了巴特菲尔德与斯威尔公司、亚洲石油公司、帝国化学公司和其他英国公司的代表。他们抱怨大规模公开走私对他们的经营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这种走私发生在整个冀东,走私者只缴纳正常关税四分之一的费用。长江下游的羊毛、糖和煤油市场正在崩溃中。布匹、染料和杂货正越来超多地涌入。他们听到如下的说法: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们将在塘沽以南采取同样的做法。2.总领事和我于4月28日访晤了即将上任的日本大使川越。他否认日本政府支持走私者,并说日本的公司也在抱怨走私。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当降低关税税率,以使走私无利可     

黄兴在日活动秘录(1913年10月—12月)

乙秘第一三七八号十月一日下午二时四十分,章行严、章陶严、陆泳领、陆孟慈、周震鳞、刘承烈一同来访,在内室交谈。四时二十分,萱野长知来访并参与交谈。晚九时五分均告辞。乙秘第一三八五号十月二日一日晚七时五十分,居小石川区水道端町二丁目六十四号东乡馆的署名鱼潜的人来一函。二日下午一时五十分,黄牧来访议事,随后张继来访,参与议事。三时,二人一起离去。下午三时二十五分,仇鳌来访,五时离去。     

中外法权交涉中的内地开放问题(1919—1931)

1919—1931年的中外法权交涉中,列强试图使中国承认外侨内地杂居权与土地所有权。中国坚持领事裁判权与内地开放不能并存,将撤废列强领事裁判权作为内地开放的前提,并逐渐形成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基于平等互惠原则自主依法开放内地的政策。该政策基本为英、美、比等国接受,唯遭到日本抵制,致使法权交涉功亏一篑。中国政府对内地开放的政策,是长期受不平等条约束缚及日本侵略威胁的结果,体现了对中外平等关系的追求及国家利益的争取。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