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作者及著作时代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及著作时代,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归纳起来大抵有以下五说:1.旧说为禹益所作,成书于虞夏之际。2.朱熹、胡应麟等认为是“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作,缘《天问》而作。3.陆侃如认为《山经》,战国楚人作;     

楚玺两考

一、“高之”考古玺印有“高?之玺”(《古玺汇编》第23页0132),马国权先生曾据此玺白文有边、文字粗放等特点,推定为楚国官玺。我们认为,玺文府字作“?”,之字“?”,都是楚文字的通常写法;高字作“?”与楚王?感鼎铭乔字所从高旁相同;“?”下从贝作“?”亦为楚文字所仅见。因此,断此玺为战国楚物是可信的。     

顾炎武论世风

一、风俗的形成及其作用 《四库全书提要》说顾炎武《日知录》“十三卷论世风”,所谓“世风”实即社会风俗。该卷第一条“周末风俗”是全卷的总纲。开卷便从春秋末和战国初历史谈起:首先说《春秋》和《左传》记事之终,即“《春     

辽朝人口总量考

<正>关于辽朝控制下的人口总量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结论从不到230万到1000多万,相差四五倍之多,从早期至近期,估算的数字呈逐步增多的趋势。②本文试谈些个人的粗浅认识,以求正于学界先达诸君。辽朝控制下的人口可分为五个部分:五京州县人口、诸斡鲁朵人口、诸部族人口、属国属部人口以及僧尼、流民等不入籍人口。《辽史》卷四五《百官志》:"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就是包括前四个部分。有学者根据《辽史》卷三五《兵卫志》单列御帐亲军条,而独     

战国士人参政风尚与《穆天子传》的创作性质解读——兼与史官作、巫觋作诸说商榷

《穆天子传》在历代学界争议中已经逐渐被揭露出它富于虚构性、创造性的文本特征。《穆传》书中存在脱离西周年代却切合战国史实的内容,不可能为西周史官实录;而战国理性精神的兴起以及《穆传》叙事仅以神话传说作为"神名"使用,可知其中虽有神灵信仰,却并非巫觋之作。结合战国时代背景审视,《穆传》应属于士人的托名附会之作,其作者很可能是魏国士人。此书的创作与战国士人参与政事的风尚紧密相关。     

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从战国之际的孟子、苟子,直到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部蕴含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孟子&;#183;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瞑。”这是说孔子有鉴于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衰坏,     

《燕丹子》成书时代考论

关于《燕丹子》的成书年代问题,有"战国说""秦汉说""东汉说""唐以前说"等观点。《燕丹子》之"《汉志》无载"及与《史记》孰先孰后这两大问题,是探讨成书年代的关键。本文在对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作辨析和分析后,认为成书于汉初。探讨《燕丹子》的成书年代,还应包括记载荆轲刺秦事的五国史文,它们构成了秦亡之后文人论议和民间口传的历史基础,也作为刘向编校《战国策》和太史公编纂《史记》的战国材料。燕太子宾客在战国末期和秦初撰作《燕丹子》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说文》古文校补29则

《说文》作为一部篆文字典,历来备受学者们的推崇,然而,它所随载的古文,由于种种原因,直到近年才真正受到学术上的重视。近年来,大量的战国文字资料的出土,确证了王国维的《说文》古文战国文字说。一些有卓识的学者利用《说文》古文,释读战国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这不仅开拓了学者们的眼界,也使对《说文》古文的研究开展起来。从发表的资料看,近年对《说文》古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字形上,即解释字形结构,纠正讹度字形,事实上,《说文》古文和历代的传抄过程中,不     

马姓缘何人数众多

马姓在《百家姓》里排在第52位,而现代百家姓是按人口排名,马姓列第19名,可算大姓了。马姓虽大,起源却比较晚,源自战国时的赵国名将赵奢。这位赵奢曾在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与廉颇、李牧等人齐名。赵奢还有个很有名气的儿子赵括,即纸上谈兵的那位。说到这里,有人不免疑问,赵奢明明姓赵,怎么就成了马姓的始祖呢？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     

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

禹治理九州洪水,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的重要内容。论文对这段竹书文本及其反映的州域、河流逐一梳理、推定,得出一些新看法,如“蒌”指涞水;原释“蓏”之字改释为“藕”,读为“耦”,为并州异名。通过与传世古书的比较可见,竹书反映的九州在禹治水之前即已存在;其九州不仅名称有异,地域安排也不同,属于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     

马姓缘何人数众多

马姓在《百家姓》里排在第52位,而现代百家姓是按人口排名,马姓列第19名,可算大姓了.马姓虽大,起源却比较晚,源自战国时的赵国名将赵奢.这位赵奢曾在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与廉颇、李牧等人齐名.赵奢还有个很有名气的儿子赵括,即纸上谈兵的那位.说到这里,有人不免疑问,赵奢明明姓赵,怎么就成了马姓的始祖呢?     

中山国灵寿城人口问题初探

从城址面积、城市繁荣程度可以看出,中山国灵寿都城的人口规模庞大。战国中山国的人口在100万左右,根据10%的城乡人口比例,可以推算出灵寿城人口规模的上限在10万人左右。灵寿城内居民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分为官僚贵族、军队和平民。灵寿城内有"闾里"居民组织的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对居民实行严密的管理。     

楚怀王前期令尹新证

楚令尹执全楚之柄,总理国政,在楚官中最为显要。由于编年体春秋史《左传》记事较详,春秋时期的楚令尹多有名可查。战国时期的楚国史实,文献记述极为简略,以致有关楚官的记载寥若晨星,令尹之名更为少见。专记楚事的《史记·楚世家》,标明“令尹”或“楚相”头衔的人名,仅有春秋时的子上、若敖氏(指斗椒)、公子围、子晰、子常、子西,以及战国时的张仪、昭子、春申君(即黄歇),共九人;加上《史记》之《循吏列传》中的孙叔敖、《吴起列传》中的吴起、《魏世家》中的昭鱼、《乐毅列传》中的唐眛、《屈原列传》中的子兰,以及《说苑·善说》中     

《史记正义》纠误一则

《史记正义》纠误一则王洪瑞《史记·秦本纪》有言“躁公二年,南郑反”,此句《正义》注曰：“南郑,今梁州所理县也。春秋及战国时,其地属于楚也。”今人张大可从之,亦云：“南郑：指今陕西汉中地区,春秋及战国时属楚”（《史记全本新注》第９３页,三秦出版社,１９...     

《贵阳市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评介

《贵阳市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分概述、人口篇、计划生育篇三大部分,比较详尽地记载了贵阳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历史和现状,为了解贵阳市人口发展史、研究贵阳市人口变动规律、做好贵阳市计划生育工作、协调贵阳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现实依据。从《概述》中可以知道,清道光末年,贵阳市的前身资筑县城已有6万多人。相当于目前一个相当规模的大镇。民国时期,贵阳人口最高曾达到28万（1945年）,已成为一个具有中等规模的城市。《概述》在回顾解放前贵阳市人口总量变动过程以后,对1949～1990年贵阳市人口规…     

与何满子商榷

炮烙和蛊池 何满子杂文集《五杂侃》,有一篇《明初的酷刑》。开头便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多有严刑酷法,相传纣有‘炮烙’、‘蛊池’,前者是以火柱烤人,后者是将人放入毒蛇坑。”短短的一句话,四十个字,至少有三点我觉得不妥,值得提出来商榷。 首先,纣所在的殷商不属于封建王朝,而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我国从夏朝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便     

《归藏》考

《周礼》所述“三易”之《归藏》、《礼记》所记孔子得到之《坤乾》、战国秦墓竹简《归藏》、汉人所见之《归藏》及清人所辑《归藏》之间的联系线索是存在的;辑本《归藏》中有其源自商代之证;秦简《归藏》之卦名应早于传本《周易》之卦名;秦简《归藏》与辑本《归藏》虽非殷易原貌,但大体应为殷易内容.     

研究长江文化的设想

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世界第四大河,中国第一大河,源于海拔5600米的青海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雪山,兼有雪源、雨源两性;在青海部分至四川巴塘称通天河,入云南境内称金沙江,从四川宜宾以下称长江;长江的宜宾至宜昌段为上游,宜昌至汉口为中游,汉口至江口为下游。长江自西向东,流经九个省市入海,年平均流量3.24万米~3/秒,本、支流面积180.71万平方公里,1990年居住人口约4亿3千7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8.5%;可供航行的里程在3万公里以上,是我国中部交通运输大动脉,南京港年吞吐量4000万顿以上,为全国最大内河港口;这一“黄金水道”,外人称为“长海”,其腹地之广、物产资源之富、居民之稠密,世无其匹。晋人郭璞写过一篇《江赋》述川渎之美:“呼吸万里,吐纳灵潮,自然往复,或夕或朝。激逸势以前驱,乃鼓怒而作涛.”《释名》说:“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风俗通》说:“江者,贡也。为其出物可贡”。     

萨尔浒之役后金参战兵力再探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的萨尔浒之役,是明廷与后金一次关键性的重大战役,是关于明清兴亡的大战。因此,明廷决定倾其国力,拚死一战。命杨镐集合了明军九万人,连同朝鲜支援军一万人,分四路向兴京进攻。萨尔浒大战,《中国通史纲要》说后金参战兵力为6万人。《努尔哈赤传》说后金“仅有八个旗,约六万人”。筑城夫役计入“也不过八万人左右”。《清太宗全传》中亦写作“共六万人”。《明清战争史略》则说,或5万或6万。《清朝开国史研究》认为或6万至8万,等等。笔者认为,后金参战兵力也是10万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