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天武天皇

公元7世纪,"大化改新"有效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天武天皇也在这场变革中登上政治舞台。以"壬申之乱"中夺取天皇之位为开端,治世15年的天武天皇着重强化皇权,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终使日本律令制国家开始形成,对其后世直至日本现代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从奈良、京都历史遗迹看日本文化遗产保护

日本的历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早在5世纪,日本就开始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如文字、儒教、工艺技术等。7世纪,圣德太子推行“大化改新”,先后派出数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更加积极地摄取中国文化。     

论日本大化改新的成败

本文作者认为,日本大化改新是一场不成功的社会经济改革。大和朝末期,日本氏姓贵族崛起,开始与朝廷抗衡。孝德天皇为维护王权发动了以班田制为核心内容的大化改新。班田制是以中国唐朝的均田制为母体而制定出来的土地制度。它不是日本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的结果,而是孝德天皇出于压制氏姓贵族的政治需要,引进隋唐律令,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新政”的产物。七世纪时,日本已经出现了变革生产关系的趋势,大化改新使这一趋势受到压抑,导致氏姓贵族通过曲折道路建立起领主封建庄园。最后,地方贵族、豪族势力逐渐壮大,压倒了中央贵族,王权随之衰落;到镰仓幕府倡立御家人制度时,就形成了领主制封建社会。     

从历史上天皇经济地位变化看其权力演变

本文论述了日本天皇权力及其经济地位的关系演变。在日本历史上,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现代天皇制三个阶段。在古代天皇制初期,土地国有制的确立和班田制的实施奠定了天皇专制的物质基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入近代天皇制阶段阶段。天皇成为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成为日本国家元首和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日本最高统治者。二战后,皇室财产大大缩减,天皇至高无上的经济地位被剥夺,天皇成为日本国家的象征。日本进入现代天皇制时期。     

天皇制的起源及结构特征

日本天皇制起源于日本古代社会,在经历了种种变迁之后,逐渐形成了三大基本要素。一是皇统谱所代表的皇位继承制度,它保证了皇位传承的家族唯一性;二是等级身份秩序,它保证了天皇的至高无上性;三是神化,它保证了天皇的绝对性。由这三大要素造就的天皇,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类图腾,天皇制也因之而成为日本政治制度的典型标志。     

论日本大化革新的曲折道路

大化革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社会改革运动。从7世纪初圣德太子率先揭开这一改革运动的序幕,经过大化年间中大兄的深化改革,到7世纪末天武天皇通过“定律令、改法式”以法制形式把革新体制固定下来,基本完成了日本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改革任务。但此间斗争迭起,障碍重重,几经挫折,数易政权,最终实现了社     

土木之缘——日本早期佛教建筑浅论

佛教何时传入日本,目前基本有两说。一说认为以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522)中国人司马达氏到日本,在坂田原建草堂、置佛像开始;另一说认为佛教先及百济,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时百济圣明王曾派人送佛像、佛经到日本。佛教一经传入日本并经钦明天皇、圣德太子极力推崇,即受期野重视、一时间寺刹遍布于野、梵音不绝于耳,一应与我国南北期佛教之盛相类。     

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政治三元素

近代天皇制的性质问题,是日本近代史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重大课题。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试图按控制论、系统论关于事物的结构决定其特性的观点,分析近代天皇制的政治结构,进而说明近代天皇制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君主制,或简称封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基本根据。 近代天皇制的政治结构可概括如下:核心是天皇,围绕天皇的中心部分是元老、枢密院     

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明治宪法》的颁布将明治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基本框架。天皇宗教权威是通过重申“天照大神—天皇”结构,使天皇“神圣”化以及“神圣天皇统治”共识化而形成的,是官方宗教政策与社会尊皇倾向相互“匹配”的结果。明治政府主导的祭政一致、祭教分离体制,明确“天照大神—天皇”传承是天皇统治神话的核心内容。“神圣天皇统治”的政治神话以“国体”形式落实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之中,推动了“神圣”天皇共识化。近代日本存在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本圣德太子写经与东亚的“佛教外交”

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一件日本古代名的圣德太子的写经，从书的印章题记和笔迹等方面判断，大概不是圣德太子的真迹。然而．圣德太子名义的写经流传到中国，本身就值得深入研究。在6、7世纪之交，隋朝与日本恢复邦交．隋朝力图重建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而日本则想改变汉魏六朝接受中国册封的传统，双方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日本派遣僧人入隋，名义上是前来学习，实际上是利用佛教的形式展开外交活动，故可称之为“佛教外交”。这种形式在东亚国家间亦有所见，可以追溯其渊源。     

日本天皇制的近代性与现代前景

日本近代天皇制,昨天是明治天皇,是统治权的总揽者,是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今天的天皇是象征天皇,象征日本国和国民和谐。他只能行使国事行为,没有国政权能。因此,象征天皇不是日本国的元首。其国事行为又不能独立行使,必须内阁的建议与认可。明天的天皇是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为依据的。在日本3种社会势力中,以社会右翼为代表的天皇像,肯定是不得人心,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主张断然废除天皇,也背离国民众望。只有广大的社会中坚,在60多年象征天皇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他们的天皇像才有望在国会中通过。     

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

晋武帝立嗣是事关西晋政权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晋辟雍碑》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将碑文与史籍相互比证,可知皇太子司马衷莅临辟雍观礼虽不合古制,但此举却是晋武帝提升太子在士林声誉的重要措施。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成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晋武帝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而展开的。     

中国古铜镜在日本早期国家政权形成中的作用——兼论日本出土的三面画文带神兽镜

日本古坟时期众多的墓室里出土了大量中国古铜镜,它们是三国时魏明帝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这些铜镜帮助和佐证了日本大和王权的建立,并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论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战前由<大日本帝国宪法>所标榜的神格天皇国体意识,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支离破碎.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日本开始了新型国家意识的构建过程.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体现出阶段性特点,即50年代表现为美国占领下的民主主义;60～70年代在战后教育的催促下,国家民族主义再兴;80年代国家整体右倾化.战后日本国家意识的主要特征由象征天皇制所具有的机能决定.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

日本侵华期间,在华中地区扶持建立了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旨在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居酒屋夜话

日本的史学界,对明治时代促进近代化的评价过高的观点,是否可以商榷？这显然是一个道地的学术理论话题,日本何以无宦官,遣唐史与中国的文化东进,俳圣芭蕉的《古池》读解,汉字在日本的命运,文化阴影里的“国技”相扑……,本文的十个分支,构筑的是一个中国旅居者的日本文化观,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学术文本,本文以文化随笔的模式道来,力图企及日本文化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在风格上,自然与学术文章之道多有不同。     

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

本文首先对清朝于雍正二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在青海、甘肃藏区设置的土司制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其特点和流変进行探索,其次,将甘青藏区划分为七个大的区域,即河北西宁府所辖地区(包括附郭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卫等)、西宁办事大臣所辖玉树地区、河南贵德、循化厅所辖地区、青海湖地区、凉州平番县(庄浪卫)地区、大夏河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地区及洮河流域以卓尼杨土司为中心的地区,较为详确地列出清代甘青藏区藏族的分布、人口及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甘青藏区的社会组织,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居于城镇、营汎或附近,主要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社会组织;居地离城镇、营汎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社会组织,以及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藏族社会组织。     

“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对吴、淮南两地政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在吴地,徙汝南王为江都王,辖东阳郡及原鄣郡的北部数县,将原鄣郡的其余地区和会稽郡合并为新的会稽郡。在淮南地区,徙庐江王为衡山王,割其东南部置为新的庐江郡,将原来江南的庐江、豫章二郡合并为新的豫章郡。这次政区调整既是中央集权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东南地域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明治维新的二元效应

日本19世纪进行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日本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幕府末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制度需求,这种需求使日本社会处于一种制度不均衡的状态,而明治维新提供了所需要的制度,实现了新的制度均衡,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使日本经济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挤进了西方列强的行列,同时也在政治、经济制度中留下了不少封建因素,成为日后日本经济体制发展中的先天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