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疆《洛浦县乡土志》特点评述

《洛浦县乡土志》系晚清时期新疆奉敕编纂的一部乡土志书。是洛浦县设县后第一部官修方志文献,体例内容以清学部颁《乡土志例目》为纲,是晚清新疆唯一一部将少数民族文字字母单列一目、唯一一部为本境风景作词并附风景彩绘的乡土志。虽然成书于设县后不久,但编纂者将洛浦县境所有情况如数家珍,应书尽书,形成了一部颇具特色与史料价值的方志文献。     

20世纪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研究综述

乡土志是重要的历史文献,20世纪初以来关于1905～1949年间乡土志的研究已经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注意拓展和深化研究内容,扩大研究所涉区域范围,创新研究方法,注意挖掘乡土志的历史文献功能等,以推动清末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     

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

乡土志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尚有不少方面没有涉及.本文就近代乡土志的发展状况,当时的读书人对乡土与国家关系的诠释,以及乡土志流播日本等问题,进行分析,阐发了自己的新看法.     

西学冲击下的自省——晚清乡土志兴盛原因再探

晚清乡土志的兴盛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它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土志的兴盛是民族文化在西学冲击下的一次自省。     

关于城区志编纂体例的思考——以广州市两轮城区志为例

城区志编纂目前仍在探讨和摸索之中。广州市城区志采用篇体呈现出由中篇体向大篇体的转变,这是吸取首轮城区志编纂经验和教训后的选择。城区志内部结构,可以章节体为主,因事制宜采用条目体。在修志体裁的运用上,城区志仍应坚持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的灵活运用。     

关于第二轮修志的再思考

续修与续志、上限与下限、静态事物与动态事物、章节体与纲目体等是修志实践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一直也是方志界争论不止的“老问题”。作从理论和实践上给出了作的一家之言,以期能够得出一个能够为方志界认可的结论。     

编纂城市名街志的思考

编纂城市名街志具有繁荣方志事业、服务社会发展需要的现实意义,其编纂方式一种是类似政区志的“小而全”模式,一种是“求名求特不求全”模式。     

也谈供销合作社修志的志名问题

各地供销合作社编修的志书,采用的志名不统一,提出用《供销合作社志》志名进行规范,因为它反映了供销合作社自身特点,符合我国供销合作社的内涵及质的规定性。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     

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以清代皖志编纂为例

清代修志事业十分发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从而保证了方志编纂的迅速发展和方志质量的提高。     

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文章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从三个方面谈了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 修志人员的构成、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以及修志制度与经费。     

评《汉唐方志辑佚》

方志之修，始于东汉。至隋唐间，天下州郡修图经已渐成制度。德宗建中前，各州图三年一送职方司，建中元年，改为五年一造送（见《唐会要》卷五九）。五代乱世，仍相沿不改，要求逢闰年州县各进图经，“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五代会要》卷一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汉魏至五代近千年间，地记图经之，当不少于数千种，见于载录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流传至今，相对完整的仅有《华阳国志》、《吴地记》等几种，     

清代江苏官修府志浅析

清代江苏府志门目的设置,以门目平列体为主体,纲目体、史志体为补充,而且同一类型的门目组合形式略有区别;性质相同或相似的门目,所涵盖的资料内容或相似,或差别较大,对资料内容的编排、编纂方法也多有不同。多数府志能因地制宜,在设置门目和选择资料时有所侧重,以门目升格单列、内容详载等方式,使志书得以较好地体现地方特色,一些府志还注重记述发生于当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萌生的新兴事物,从而使志书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     

晚清私修志书《石窟一徵》述评

《石窟一徵》是一部完成于成丰年间的私修志书,主要记述清代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梅州市蕉岭县）历史沿革、民众生计、社会风俗、方言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以社会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居多,因而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受到时人的好评。随着晚清民国以来客家意识在广东嘉应地区的兴起以及客家研究的开展,该著开始被认为是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别是书中所记述的文化事象,常常被研究者视为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但笔者以为这是以后起之观念和价值去解读该著,这一做法需要谨慎。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与地方志编修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鉴于方志编修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方志编修,促成了方志编纂热潮的出现。士绅参与修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多名士绅合力修志,二是个人独立修志。士绅合力修志是明清时期地方综合性志书编纂的通行模式。有些名望较高的士绅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志书编修,但也为志书编纂出谋划策。士绅不仅积极参与志书的具体编纂,还主动捐款支持志书编修。参与修志的士绅层次不同,角色分工也有所不同。士绅通过编修方志,建构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     

宗教志编撰杂谈

宗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也是地方志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轮全国性编修地方志工作中,各地市对宗教志的编纂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暴露了一些缺陷。在第二轮修志工作即将开始之际,我们应该对修志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梳理,以指导第二轮志书的编修。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