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     

白瑞生与“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

我的外公白瑞生,1921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一个名为石嘴驿的小山村里,1937年参加革命,曾在清涧县委、绥德地委任职,1950年调入新组建的中共陕西省委,历任陕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文革期间,被卷入号称“陕西一号大案”的“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并因此被陕西省革委会政工组以“军事监护”的名义关押监禁在西安市建国路七十三号院,受尽折磨。     

“文革”中的宿县“小反复事件”始末

宿城即宿州,也称宿县,曾是中共宿县地委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蚌埠地委一分为二,淮河以南划归滁县地委,淮河以北划归宿县地委。我由原蚌埠地委办公室被分配到宿县地委办公室,继续担任抄抄写写的秘书性文字处理工作。虽然我不是什么重要头儿,也没有任何实权,工资待遇更是菲薄得可怜,但领导还算信任我,我的那份差事曾为许多人所倾慕。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着。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我那紧张有序而又平静的生活也一下全打乱了。“文革”中,宿县地委机关大批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原地委副书记郭永锡,因不堪屈辱,跳楼自杀;原副专员…     

参加襄城县土改工作的回忆

我于1949年5月考入许昌专区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许昌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我学习了土改的政策、方法、工作步骤等知识,还聆听了地委宣传部部长纪登奎所作的土改工作经验报告和团地委、专区妇联的工作报告。学习结束后,我成为一名土改工作员,到襄城县三区参加土改运动。     

少年时代我到鲁艺赴绥德演出团学习的美好回忆

少年时代我到鲁艺赴绥德演出团学习的美好回忆荆蓝１９４３年末,当时我作为绥德县师范的学生,被学校派到鲁艺赴绥德演出团来学习,要我重点学习音乐。在鲁艺文工团同志们住的院子里,我见到了团长张庚同志,他面孔和蔼而平易近人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与学习重点并表示欢...     

习仲勋手把手教我搞调研

1943年2月,习仲勋来到陕西省绥德担任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我当时正在绥德分区建设科工作。在习仲勋直接领导下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对我政治上关心,工作上     

解放前夕晴隆的地下斗争

一一九四九年八月,滇桂黔边区罗盘地委派我到贵州晴隆开展地下工作。同年十月,地委指示成立中共盘普工作委员会,由何志翔任书记,王中任副书记,汪石(王敬之)、彭安义、何祖岳为委员,领导盘县、普安、晴隆和兴仁四县的地下斗争。当时,解放大军开始向西南进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盘踞在贵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什么“应变计划”,调兵遣将,厉兵秣马,企图负隅顽抗。罗盘地委针对上述情况,调派一批干部到黔西南各县开展工作。地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当地隐蔽下来,秘密发动群众,     

和李志坚一起下乡的日子

我和李志坚在一起工作将近30年,对他的德才、为人处事比较了解。李志坚先后跟随蚌埠地委、宿县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工作,他的德才深受赏识。1966年他被派任宿县县委第一副书记,可他还没来得及赴任,“文革”爆发了,宿县地委主要领导被批为“走资派”,他也没能幸免,被扫地出门,准备下放农村。     

横扫延安特务网

布鲁(又名陈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一生充满传奇,延安时期被誉为“中共三大侦察专家”之一。得情报清查特务1941年10月,布鲁率巡视组到达陇东专区地委所在地庆阳县,在当时,因延安城已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庆阳县成了边区仅次于绥德的“大城市”。第二天,陇东保安分处李甫山处长在汇报工作时,提到了一名在我方掌控内的国民党特务吴南山。此人是本地西峰镇人,20多岁, 中学毕业后,满怀抗日热情要求上前线,却被西峰镇军统特务站所欺骗,把他送到汉中军统特务     

忆母校党组织的战斗核心作用

我是1940年10月,由河曲县政府介绍到抗战学院学习的在职干部,和我一块去抗战学院学习的,还有在一个县里工作的秦效忠、马骏二同志。我们三人中,我是党员。行政介绍信在一起开的,党员关系介绍信,我自己带着。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对外还保密,途经保德县城晋西北二地委时,我独自一个人去地委换了党员关系介绍信;到了兴县后,我又去晋西北党委组织部(后改为中共晋绥分局组织部)将党员关系转介绍到抗战学院,按区党委党员关系介绍信封上写的名字,我直接交给了校部政治处石峰处长。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成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     

忆孟老（上）

我作为孟亦奇的部下,在他身边工作,实际上只有五六年时间。也就是从1961年到1966年,他第二次出任中共宿县地委书记期间。当时李志坚同志担任他的秘书,我仅是作为地委办公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武昌县工委领导的抗日活动

1943年2月,我受长江地委(即鄂东地委的前身)的指派,在武昌县组织工作委员会(当时武昌县北部已建有党组织).我刚到武昌县不几天,就和王志坚同志带一个通讯班(十多人)从覃公庙坐船到保福祠去找雷同商量组建县工委的事.我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三十日,天下着大雪,我们叫了4条船送我们过梁子湖,船至湖中心,见前面有4条小船往     

背影萦怀录

魏建章同志的风采 1978年秋,我从宿县地委宣传部调来省政协工作之后．才和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魏建章同志（1922—1981年）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早在1950年时．魏建章任宣城地委秘书长,我是共青团宣城地工委干事,知其人,识其面,闻其声,仅此而已。     

武汉解放前后我所经历的二三事

1948年9月,我任江汉军区中共鄂中地委天汉县委城市工作部的秘密交通员,来往于武汉至天门县的农村,主要任务是接送从上海、苏州、南京、武汉来的地下党的学生干部。这些同志的身份暴露或被敌人怀疑,已经列入了“黑名单”,戴上了“红帽子”,如不迅速把他们转移到较     

1958年,罗瑞卿来黄陂检查工作

古博同志（原湖北省孝感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常委,1957年10月调到黄陂县任县委书记）写有《往事札记》一书。他在该书＂大跃进年代＂一节中写到：＂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同志来黄陂检查工作,未到县委会来。我陪他们在鲁台公社吃的午饭,并到田间看后,下午在社员食堂内看群众吃饭。     

侯波拍摄彭真故居窑洞

1991年8月9日傍晚,山西省侯马市政府招待所来了一位北京女客人,是位个头不高、身形瘦削、衣着朴素、精神矍铄的花甲老人。陪同来的是当时新华通讯社山西分社主任记者董荣贵和临汾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文学。正当王文学向我介绍客人时,她已经将名片递到我手上,上面印着“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侯波。”     

西北民主斗士杜斌丞

1947年10月7日凌晨,陕西西安,玉祥门外。随着一声“新中国万岁！”的呐喊,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一位高大魁梧的长须老人倒在了血泊中。他,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朋友”杜斌丞。“革命的教育家”杜斌丞,原名丕功,字斌丞,1888年5月10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城内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895年,7岁的杜斌丞进入私塾,开始接受旧式封建启蒙教育。1905年,他随姨父、时任陕西绥德中学堂督监的高又尼到绥德中学堂读书。这是一所注重培养学生爱国思想的新式学校,多年以后,杜斌丞仍对该校的校训记忆犹新：“勤学进取,崇文…     

胡耀邦在湘潭的一些旧事

胡耀邦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回忆起他1962年至1963年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的许多往事,勾起了我这个“普通一兵”对他的无限怀念。当时,我在茶陵县委办公室工作,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参加会议聆听了他的教诲。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关心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