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萍水相逢之后

救驾: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 许志行先生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是我入学后的第一位写作导师.师友张步云先生1999年曾在美国《世界周刊》撰文评述:“当年的(上海师大)中文系可谓藏龙卧虎,教育界及文艺界的顶尖学者云集于此……”然而,十年浩劫中,这里一度成为内斗不息的重灾区.     

我听老师说鲁迅

我听老师说鲁迅［北京］李振生９５岁高龄的高向夫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师。７０年前,高先生在北京师大国文系读书期间．曾亲聆过鲁迅先生授课。３０年前．我在北京师大中文系就读期间,高先生虽未给我们开过课,但彼此还是认识的。前不久,我回母校访问古籍...     

我的神话学历程

1970年8月20日,我从台北到了东京。我原先是因为徐复观老师和清水董三先生的推荐而进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科的,但是却因为我来日本时所持的是早稻田大学的入学许可而不能顺利地进东大读书,于是我在东京既是早稻田大学的日本语学生,又是东大中国哲学科宇野精一教授个人的特别听讲生。事实上早稻田大学刚办完了入学手续,东大也只上过两次宇野精一先生的“墨子”以后,我就离开东京而到广岛大学去了。     

回忆我的大学生活

正来到武大1979年,我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新生。当年9月,我离开家乡沔阳,来到武汉。入校后不久,学校举办了新生入学典礼。所有的新生聚集在小操场,场面颇为壮观。我们对于主席台上坐着的那些领导们怀有敬畏之情,但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使我们感到佩服和羡慕的是那些新生代表,他们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富有激情地表达了学习的伟大决心。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中文系的新生,是一位眼睛很大但皮肤较黑的穿连衣裙的女孩。这样她很快就引起了我们     

我读初小

１９４３年秋，我年满七周岁，开始入学读书。到１９４７年秋家乡解放，先后历经五所学校和一处私塾，读来读去，仅读到初小五册。个中缘由，就是经常辍学。入学前的启蒙老师，是母亲和祖父。母亲虽不曾读书识字，却能口诵《三字经》教我，还讲得其中的许多故事，很能引人...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大约是2000年,我上大学期间,某一天．文艺理论课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用此理论分析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课后,我找了书来读,很受触动。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1961年死于饥饿的曾祖母。     

死乞白赖读初中

1959年8月,我接到了忻定二中新生入学通知书,我把通知书上最重要的两条“携带本人学习所必需的文具及课本费3元,入学报到预交伙食费10元”指给父亲看。父亲看了一眼,点燃一袋烟,盯着窗户出神。可别小瞧这13元钱,当时足够我们4口之家半年多的花销。我怯怯地说：“要不,这书我就甭念了。”     

巴金:文坛的一棵大树

1978年2月,我进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大约年底期间,我与同学陈思和兄聊到巴金,提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巴金,他当场说,好呀!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对巴金的系统研究。走进中文系资料室,见到了贾植芳先生。1955年贾先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多年。     

武汉大学“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校园里有不少怀着满腔忧国之情的学生 “一二·九运动”前后。我在武汉大学工学院读书,参加过当年武汉的学生运动。 1934年高中毕业后,我与文立徵、秦本立等三个要好的同学上北平升学,向往故都学生的“自由生活”,决心再也不回长沙了。他们都在平津入学,唯独我考入武大而南归。     

听吴组缃先生谈曹禺

我在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吴组缃先生教古代文学,我听过他讲明清文学史、“《红楼梦》研究”专题和“《聊斋志异》研究”专题。他以现代著名小说家的眼力剖析古代文学,时发新见,十分精彩,深受同学欢迎。当时我不了解吴先生,把他当成是专门教古代文学的教授,后来一位高年级学长告诉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从清华调到北大后,一直教的是现代文学,直到1955年才转教古代文学。我深以无缘聆听他讲解现代文学为憾。1959年,讲现代文学史的王瑶先生因为他的《新文学史稿》正     

难忘良师沈从文

每一想起沈从文先生,伴随往事浮上心头的,是他那令人终生难忘的话:“人既必死,就当于生存时知所以生。” 写作课 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沈先生的作品,他笔下的人物、景色以及他传奇般的生活历程,使我心驰神往,思慕不已,而有缘相识,则是我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     

“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

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前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出席讲话。谈到1950年代的北大科研成就时,他说：理科是胰岛素的合成,文科呢,就是你们55级的文学史了!这说明直到1990年代,“大跃进”中55级编写的、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书,有的人还认为是1950年代北大文科能拿得出来的重要成果。     

我们“七八级”的大学生活

我们年级的全称是“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七八级”,是1978年秋天入学,1982年暑假毕业的。那是一个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年头,国家虽然很穷,上大学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毕业后全部分配工作;条件虽然艰苦。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因为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腐败问题还没有出现,都觉得有希望有奔头。毕业30年了。回头想想。我们都很怀念那段时光。     

存亡永乖隔

今年是先师许绍早先生80冥寿,他离开诸弟子,已有13个年头了。 1978年我考人吉林大学中文系。入学后同学们私下传说最多的本系名师,除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英雄赞歌》闻名的老诗人公木,便是许先生了。关于他的故事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譬如说他是王力先生得意的高足,一毕业便被王先生召到北大进修。他还是讲师时,王先生来信,信封上赫然是“许绍早教授”。想来自是他老人家认可许先生而暗讽职称评定。     

如何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

新课程标准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这实际上也是给语文教师提出了重要的要求,如何完成语文课程标准所提出的阅读要求,为小学生提高阅读能力提供帮助,是我们每一位语文教师的重任,下面我以十几年的经验谈一些我的看法。     

李国平教授轶事偶记

<正>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七七级学生。由于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这一级的同学经历大不相同，单就年龄讲，有三十出头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后住进老斋舍顶楼，到今天都没弄明白，我们哲学系学生怎么和数学系学生住一起。两系的同学见了面，几乎无话可说，难得有任何交流。常想，哲学系学生应该和历史系、中文系学生住一起才对。我在班上提出这一疑问，一位兄长同学是从武汉一所中学校长的任上考进来的，他十分正经地对我说，你眼光要放开，我们学哲学的，不仅要学习文科知识，也要对理科知识有所涉猎，因为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你想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多方面的深厚知识，能写出《资本论》吗？所以你要有所准备，“文”要学一些，“理”也要懂一些，最好能做到“文理相通”。     

往事沉思录之七 温馨的叮咛

我在复旦中文系读书四年 ,先后在任的系主任就有三位。第一位是郭绍虞先生。郭先生是中文系资望最高的学者 ,学生都昵称他为郭老板。他教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史》。郭老吴侬软语 ,细声细气 ,他的话极难听清。所以 ,上课说是听讲 ,不如说是在欣赏他儒雅的仪态和敦厚的神情。郭老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 ,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执学界牛耳 ,已成共识。他还研究语言修辞 ,早年出版过《语文通论》 ,晚年有《语法修辞新探》问世。说来有趣 ,先生平日说话常有不合语法修辞的时候。譬如 ,在我们的迎新会上 ,郭老讲话 :“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 ,…     

学术“大跃进”:两个月写部国史

我于1938年生于天津,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1958年暑假以后我们系和中文系迁到北京地安门,1961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那几年,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我们文科生,“社会实践是最好的大课堂”,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迷惘的高中生活

正1957年9月,我考进安徽省一所重点中学,开始了三年的高中生活。入学伊始,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开展。老师们白天正常教学,夜晚则集中在教工之家参加反右运动。我所在班级位于二楼,旁边楼下平房便是教工之家,面向教室的窗户拉着窗帘,只能遮住视线却遮蔽不了声音。出于好奇,我们表面装作自习读书,其实却在侧耳倾听。教     

幼儿园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策略——以“马山行”园本课程为例

<正>我们努力挖掘地方文化教育资源，使地方文化不断鲜活起来，适应现代幼儿的发展需求。本文依据我园课题研究成果，为幼儿园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提供参考。一、以文化生态理念为指导，拓宽教师课程资源视野（一）推进课题研究，提升开发能力首先，加强教师培训，提升课程资源开发能力。我们通过课题组学习，明确“文化生态”这一核心概念，强化学习“课程资源”理念，组织教师阅读相关书籍，定期分享读书心得，让教师对课程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