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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廉地区方志之书,有《廉州府志》,明嘉靖年间成于知府何御之手,清康熙年间再由知府徐化民重修,康熙末又有徐成栋之校刊,乾隆前期,有知府周硕勋再次重修,至是有较为完备之府志,最后重修于清道光十三年。有《钦州志》,明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创修,天启间知州李五美再行修纂,清康熙间马世禄又重修新志,道光年间知州朱椿年又予重修。另有《合浦县志》与《灵山县志》,各与府志州志错综经纬,详略互见。钦廉方志之纂修,几经续断,颇历沧桑,其间之成书特点与甘苦业绩,有足述者,兹举二项略述于下。一是关于修纂两志的人力特点边疆史志之纂修,良非易易;而钦廉两志之撰修人材,更大有其独具之特点。(1) 因地处要荒边陬,朝中大吏因故贬谪前来者有之,鸿儒硕彦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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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版《宁武府志》是宁武第一部地方志,历两任知府,用时六、七年而编纂成书。前任知府魏元枢草纂,惟艰惟辛;后任知府周景柱修纂,惟严惟精。二人纂志的勇为己任、不畏艰辛、编订审慎的态度,足以炳照千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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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州志》十二卷,清嘉庆三年(1798),州人李台(字南有,一字笠山)请于署理知州冉廷淑倡修,州人王孚镛(字序东,一字鹤轩)纂。嘉庆五年(tsoo)书成付梓,道光十三年(1833)增补。一九六五年十月贵州省图书馆根据贵州省博物馆藏增补刻本复制,并据本馆所藏旧抄本、乾隆《贵州通志》、民国《黄平县志》、乾隆《镇远府志》、光绪《平越直隶州志》校补。卷首有候补同知、借补镇远府清江通判、黄平州事长沙周有声(字希甫)序,作序时署思南府知府。嘉庆四年(1799)瓮安傅玉书(字竹庄)序。嘉庆五年署黄平州知州、清平县知县、会稽冉廷淑(字南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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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夏邑县何时改为今名,说法有二,一谓始改于金。成书于明景泰七年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卷八三夏邑县条载: 在州东百二十里。战国时下邑地,汉置县曰下邑。……金始改夏邑县。元及国朝皆因之。稍后,《明一统志》卷二七、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卷一《沿革》、雍正八年《河南通志》卷三及《读史方舆纪要》卷五○等均从其说。《河南通志》还载:“金始改县曰夏邑,以华夏更名。”二谓明洪武初始改今名。《明史·地理志》记夏邑县:“元曰下邑。洪武初更名”。清代官修地方总志《大清一统志》、乾隆十八年《归德府志》均从其说。《归德府志》的纂修者在夏邑县条下加按语:“今考下邑,始见《史记·高祖本纪》。……至更为名夏邑,乃自洪武年始。”所谓金始改今名,元、明因之,其说虽见于官修方志,但经不起查核。其一,《金史·地理志》不载改夏邑县今名事。金代该县为归德府所辖,志中载县名为下邑。其二,元代该县仍名下邑。见《元史·地理志》归德府条。元归德府教谕李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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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昊林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4)
正北魏时的全国总志《魏土地记》因全书散佚,不知著者,成书年代难以确定。《水经·汾水注》引其佚文曰"《魏土地记》曰:平阳郡治杨县,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故可以通过考证杨县隶属于平阳郡的时间来断定《魏土地记》的成书年代。《魏书·地形志》载杨县"晋属平阳,后罢。太和二十一年复",据此,北魏始置杨县在太和二十一年(497)。杨县后改属永安郡,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地形志》记永安郡沿革为"建义元年置,治永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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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深,湖南省长沙人,字树存,号绣谷,又号苏斋,清代康熙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省余庆县知事和思州府知府等职。曾编纂《余庆县志》、《思州府志》。蒋深提倡移风易俗,在改革思州府境内的少数民族婚烟习俗方面,取得了“苗俗渐易”的成绩。思州(今岑巩)府所属各地,在清代以前侗族占绝大部分,曾有“思州府之硐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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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平阳志》是现存最早的山西方志刻本,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该志被发现时已是残书,全书并无编纂者信息。《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认为洪武《平阳志》作者是张昌。经考证,明洪武年间平阳府至少修有两部府志,一为现存洪武《平阳志》,另一部为张昌所修《平阳郡图志》,且张昌《平阳郡图志》成书于洪武《平阳志》之后。洪武《平阳志》作者不是张昌,应为序中所载之“二贤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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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道州志十六卷清呼延华国修吴镇纂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联目》211页) 按,此志《纂修姓氏》中列"编辑甘肃兰州府狄道州知州呼延华国"。叙曰:"公退之暇,从容握管,以扬挖盛朝之雅化,表章闾里之遗风余烈。"《凡例》亦署"华国识"。吴镇时任陕西耀州学正,州人,列衔曰"校订"。自乾隆十五年至此际,州中唯此一举人,时尚在官,当是以"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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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纂方志是地方官宦的要务之一,地方文士亦乐行其事。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各郡县分辑志书,以备将来修纂一统志之需。雍正七年(1729年),因修纂大清一统志需要省志作资料,故严谕促修,限期蒇事。省志修纂的资料来源于府志,而府志修纂依赖于州县志提供资料,于是形成逐级地方官主修一域方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清代是中国方志修纂数量最多的时期,而江苏籍官宦学者修纂外省方志的成绩尤为突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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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修纂的特殊方志类型,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故道志有“直接以道命名”和“不以道命名”的两种情况。由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的特殊性,清代甘肃出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不直接以道命名的志书。从表面上看,道志的编纂首先以其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其实,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由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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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97《艺文志》二日:“戴诜,《易州志》三十卷。”(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06页) 按:“诜”误,应作“铣”字,形近而讹。戴铣,字宝之,江西婺源人,弘治九年进士。《明史》卷188有传。据天一阁藏弘治年间刻本《易州志》二十卷,卷首有弘治十五年,“征仕郎,兵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婺源戴铣‘新葺易州志序。’”明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中国地方志综录》19页、《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55页均作戴铣,《易州志》二十卷。《明史·艺文志》(标点本2403页)另著录戴铣《朱子实纪》十二卷。该志原为二十卷,未见增补,“三十卷”应误。“樊文深,《河间府志》二十八卷。”(同上) 按:“樊文深”误,衍“文”字,应作“樊深”。樊深,字西田,大同人,嘉靖十一年进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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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美”而不论“美”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与著名经学大师戴震在宁波道署就方志的编纂问题进行了一场论争。戴震对章学诚所撰的《和州志例》甚为轻视,傲然地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章学诚则回答说:“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当时在场的宁、绍、台兵备道冯弼方也向章学诚发问:“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章学诚则答曰:“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于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道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修,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上述引文均出自《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这段言论说的是修志必须详近略远而不宜“统合古今”,“统合古今”非但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不能求得良好的质量。所以,修志必须以前志为基础,续其所有,补其所无,订正其失。为了实现“经世致用”的方志观,也是为了批驳戴震的“修志不贵古雅”的论说,章学诚强调了“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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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大师、方志界前辈饶宗颐先生在《记康熙林杭学修之(潮州府志)》一中说过：“记得一九三四年,余在顾颉刚先生主编之《禹贡半月刊》(第二卷五期)发表《广东潮州旧志考》,述清代潮州志历四次续修,康熙林杭学志十六卷,雍正九年胡恂志二十四卷三十目,乾隆廿七年周硕勋志四十二卷三十六门。为类踵增,胡志始终未能寓目。”对于雍正胡恂《潮州府志》的散佚,饶老一直认为是一憾事。在多次会遇中,他都希望我们作为潮州地方志工作,要尽力寻找胡志。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