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开展及其社会影响

台湾的光复,不仅仅要在政治上使之重新归入中国的行政版图,同时亦要在民族思想、语言和文字书写方式上重新“再中国化”.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所开展的国语运动,即是要通过中国语文的“复员”而达到“去日本化”和重塑“国民”的目的.台省国语运动的开展,推进了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这一运动亦是国民政府加强自身在台湾的统治力和控制民众思想的重要策略.这一时期的国语运动受台湾时局影响较大,与此同时,这场运动的起伏变化亦反映了光复初期台湾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面相,并对现代台湾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在清末的革新与救亡运动中,知识阶层与民众一开始处于分离状态,戊戌与庚子尤为典型。一些知识人认为义和团其情可悯,其气可用,其举动则可哀。1901年拒俄运动发端,趋新人士主张动员民众,明排外。在梁启超等人国民思想的鼓动下,随着国内和东京学界风潮的兴起,“少年中国”演化为“学生社会”,以学生为中国的主人翁,由学生引导其他社会成员转变为国民。后来“学生社会”再演进为“中等社会”,其主旨是：上层已朽,下层尚愚,须由中等社会开通和引导下层社会去改造上层社会。这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当年提出的社会分层理论相当近似,象征着中国趋新知识人士的自觉。拒俄运动使学生和开明士绅直接面对国民的社会责任,中等社会的主张部分得到实现,四民合为国民,而中等社会起着引导及核心作用。此后,提出“中等社会”的激进人士较少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来看待自己与民众的关系,而主张体制内变革的立宪派士绅则有所发挥,中等社会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起,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首次在爱国与革新运动中连为一体,而中等社会的概念对于革命派和梁启超也有所影响。     

陈独秀民众运动观的嬗变初探

从热衷个人冒险行为、否定民众运动到倡导思想启蒙和国民运动;从反对党派政治到致力于民众基础之上的政党运动,陈独秀民众运动现的这种嬗变过程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不断推陈出新、紧扣时代脉搏的产物,也是陈独秀个人勇于创新、孜孜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结果。     

歪曲历史的“国民运动”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将其编写的预定于2002年使用的初中教科书交付部省审定之前,特别编写了《国民的历史》一书作为教科书的宣传。该对“编纂会”人为地制造《国民的历史》的“畅销”以及为此煽动国民运动的缘起、经过、现状和所谓“国民运动”的本质等进行了披露和分析。《国民的历史》一书对日本年轻一代历史观形成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和对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的危害是严重的。但是,编纂会所从事的逆历史而动的运动前途是渺茫的,其违背民意的举动必将受到严厉的批判。章还同时介绍了与编纂会做斗争的进步运动及组织,号召进步的有识之士坚决抵制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逆流。     

毛泽东与广播体操运动

近现代中国,“身体变革”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诉求。他们大都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而为了应对新中国初建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在毛泽东时代再次兴起了一场强健身体运动,即广播体操运动。毛泽东以“体”为基础的新民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毛泽东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的知识缺乏、智力低下、乃至精神沦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非常认同梁启超对中国陷入危亡的分析．并认为相较于最腐败的政府而言。最弱散的国民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提倡“新民”以复兴民族。他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即认为“新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毛泽东早期的新民观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抗战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敌方实力数倍于己的不利局面开始全民动员,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构成即为精神层域的宣传与发动。在抗战初期的数年同,国民政府于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开展了规模较为可观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该运动对民众认识形势、团结御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末民初国民捐运动的意义及影响

国民捐运动是20世纪初年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它的发展延续过程,是中国人国家观念、国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为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奠定了观念基础,也使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的民心之可畏,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分三部分:国民捐的去向、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发展、国民捐运动国际影响。     

维新派近代民权学说的历史演进

维新派“民权学说”和西方“天赋人权”学说有理论差异。民权学说没有把“民”上升到“人”的高度 ,也没有提出财产要求。但维新派对改造民众做了巨大努力 ,酝酿了十九世纪末的民众教育和民众改造运动。戊戌后民权学说有了新特点 :“民”的概念有了质变 ;民权不再是“议事之权”的狭小范围 ;接受了西方民主观念 ,使国民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意义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南京天主教“三自”改革的来龙去脉简

新中国成立后,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内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改革运动。1950年5月基督教“三自”改革首先发起,而后及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三自”改革运动相比,南京的天主教“三自”改革运动要更复杂曲折。笔者从南京天主教的渊源人手,以期还原60年前进行的那场疾风暴雨式的宗教改革。     

1928--1929年北平电车工会运动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改北平）,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也转为公开活动。尽管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一些基层党部仍在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北平也不例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市党部“指导”下,建立了各行业工人的工会组织。据统计,到1929年8月,北平各行业工会已有45个,工会会员2．2万人。而其中,电车公司工人工会的活动,堪称典范。     

1915-1916年救国储金运动结局述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由民间发起,旨在“藉民力为政府后盾”的救国储金运动,在经历了迅速发展后,急剧衰落。为总结经验、共商良策,1915年9月9日,全国储金团各省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做出了继续推进储金运动的决定,但这没有得到上海民众的支持。民众要求发还到期储金,上海储金团陷入两难困境。衡量利弊后,储金团决定发还到期储金。然而,储金发还波澜横生,各地对上海此举褒贬不一。面对指责,上海储金团与民众做出不同回应。北京、天津等储金团试图力挽狂澜,但终归失败。1916年8月各地储金相继发还,运动宣告结束。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发动的两个重要的思想统一与“精神建设”运动,两者一脉相承。蒋介石自称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①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的最大武器”,是“抗战民族的精神堡垒”。~②确实,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本文试图从两个运动的发动背景、基本思路、实际…     

沔阳反“五风”经验推向全国

1960年秋冬至1961年春,全国农村开展的反“五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纠“左”举措。这次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大力推广沔阳县（今仙桃市）反“五风”经验后,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的。沔阳县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典型和推动作用。     

著名民主人士参与五四运动写实

2023年是五四运动104周年。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北大教职会书记马叙伦投身推动北京学生运动；蓝公武以《国民公报》为阵地撰文宣扬“民众政治”，抨击反动当局；闻一多融入新文化运动潮流，“艺术救国”；史良领导女师护校运动，维护女子教育权利……他们勇当先锋，作为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五四运动，通过抗争和奋斗，唤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开启了一个伟大的觉醒年代。     

后55年体制下的日本市民运动

本文拟从“后55年体制”下的日本市民运动这一角度出发对当代日本社会的发展演进做一分析,笔者认为,从中长期的发展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后55年体制”是一种过渡性体制,日本政治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仍将处于一个寻求变革的调整期,在这一调整期,方兴未艾的日本市民运动正在成为对当代日本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还就当代日本市民运动的发展基础与“后55年体制”下的日本市民运动的积极因素做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     

朝鲜高宗李熙:亲睹亡国的悲剧帝王

在朝鲜近现代史上,高宗李熙无疑是最为悲剧的人物,他一生卷入父亲和妻子的宫斗及中日俄三国腥风血雨的争斗,1908年被日本当局强迫退位,1910年目睹朝鲜亡国,1919年去世时,两百万朝鲜民众在全国掀起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他与中国光绪皇帝、越南保大皇帝一起,被后人称为“亚洲三大悲剧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