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

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人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人有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定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提出不同看法。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除深入研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扩张的过程和途径、国家资本如何转化成了官僚私人资本外,不少人认为就性质而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含有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重性质。     

2O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

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人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人有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定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提出不同看法.上世纪90年代至今,除深入研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扩张的过程和途径、国家资本如何转化成了官僚私人资本外,不少人认为就性质而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含有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重性质.     

中国共产党关于官僚资本的内涵及其演变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界定,经历了从当初特指清朝洋务派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办企业到专指国民党私人官僚资本再到国民党政府国家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演变。我们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认识及其演变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发展的需要,但其内涵的模糊性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特别是私人官僚资本必须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奉系军阀官僚资本一部分由各个大官僚直接控制,一部分由东北地方政府自办或官商合办,一部分由中外官商合办。到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在东北社会经济中已经形成了垄断势力。奉系军阀官僚资本是中国...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大陆存在四种资本主义经济,即官僚资本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这四种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中国共产党对它们采取不同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监督、利用到军管、征用、代管、转让外资企业;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但妥善处理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而且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为适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永安纱厂摆脱宋子文黑网的内情

旧中国,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无所不在,金融、交通、商业、轻重工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工商经济领域。大凡有些成就的私营工商企业,无不在其虎视眈眈之中。最终纷纷落入网中者,难以数计。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荣德生这些闻名中外的大企业家,都有与官僚资本较量的历史。当时郭氏兄弟的大企业集团———永安集团公司,也未能摆脱宋子文的追逐,约在1935年,最终走上了向官僚资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举债之路。永安企业集团是澳洲华侨郭乐、郭顺等兄弟起自澳洲,继之香港、广东、上海等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集团企业。19…     

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资本,是对前半个世纪官僚资本的否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它并不是什么人幻想的产物,也并非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而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演化的必然。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干。     

对“官僚资本”的再认识

在中国 ,“官僚资本”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 ,尤其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 ,“官僚资本”便成为革命的对象 ,“官僚资本主义”更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长期以来 ,没有人怀疑(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没有人敢怀疑 )它的正确性。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有学者开始对它的内涵和定义提出质疑 ,并发表了新的见解 ,曾围绕这一名词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本文首先回顾一下“官僚资本”这一名词产生的过程及其背景 ,再简略介绍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对“官僚资本”这个概念的争论情况 ,重点则是谈谈个人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建设银公司个案研究中的一些体…     

建国初期湖北个体手工业的恢复和合作化的初步发展

湖北解放后 ,湖北省人民政府针对个体手工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和实际困难 ,积极采取减免税收、发放生产资金贷款、解决手工业生产的销路、给予困难救济等政策和措施 ,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 ,同时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引导手工业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它有利于湖北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并为湖北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述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东局制定了接管旧上海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基本方针政策,确定了接管机构和职责范围。上海解放后近50家金融机构被接管,经过责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和旧有职员处理的过程,最终被清理结束或改组。对上海金融接管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特殊的层面了解旧中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是如何控制和影响财政、经济和社会诸领域的,从而揭示国民党统治后期财经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国家银行巩固与发展的进程。     

官商关系与清末民初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承租权的流转

清末民初,以官办企业的衰败为动因,以政府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革新为契机,湖北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个官局实行了招商承租.四局承租权随后在多个民营企业依仗当政官僚的庇护争相角逐下辗转易手,四局承租权的流转历程,既是几个民营企业凭借官商私谊及其背后的官权保护依次争得"官业"承租权,进而快速孵化、诞生、成长的过程,也是这些民营企业一个个在官商私谊与官权干预侵害下丧失"官业"承租权,进而相继解散的过程.四局在此期间生产管理和经营绩效均取得一定进展,但最终还是在承租权为当政官僚所左右的频频转移中走向了没落.四局招商承租举措由此在实施过程中与政府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初衷发生背离.     

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济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水灾,其中湖北省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面对肆虐的洪水,湖北省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救灾。在水灾救济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起组织救灾的任务,成为救灾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促使社会功能尽快恢复正常;努力帮助灾民克服灾民意识,在物质救灾的同时加强精神救灾。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并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提出近代中国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革命取得成功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中国社会主义要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关注和解决民生、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将分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鄂、西鄂、东鄂辨证——兼论湖北称鄂之由来

基于考古资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了乡宁之鄂、沁阳之鄂、随州之鄂、南阳之鄂的地望变迁。西周早期为南控南淮夷、荆蛮,周封鄂于今随州。周夷王时,将鄂迁徙到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西鄂故城一带,周代南土防线亦随之收缩。约在春秋早期楚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之时鄂国已消亡。战国中期前后,西鄂为楚封鄂君之地。垂沙之役后,鄂君东迁大冶鄂王城,始有东鄂。秦及汉初于东鄂故地设鄂县,其后又在南阳鄂国故地设县,因江夏先有鄂县,故称南阳之鄂为西鄂。湖北简称鄂与西周时期随州鄂国或南阳西鄂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行政区划变迁及武昌九省通衢的地位日渐重要有关。武昌有“鄂”之别称,是湖北省简称鄂的直接原因。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

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与市场调节机制退出经济运行同步进行的。而市场调节机制从农村经济退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自由市场的关闭。陈云最早发现了由此产生的严重弊端,并提出了在国家计划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开放农村自由市场。这个设想的付诸实施,也确实活跃了城乡经济。但是自由市场在短缺的条件下,必然会对高积累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产生冲击,同时也为农民脱离集体经营和集体经济进而脱离国家计划控制提供了空间。因此,在1957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自由市场就又被关闭了。尽管如此,这次短暂的探索不仅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历史经验,而且使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生产环节的变革,仅有流通环节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略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商业信用

建国初期,我国商品交易中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制度是信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为了对资金流通与商品交易实行计划管理, 从1954年起强制取消了国营经济的商业信用,试图以国家银行信用制度取代商业信用制度。取消商业信用制度后,我国的信用制度出现缺失,虽然大量“非法”商业信用形式依然暗中存在,但信用制度的功能受到抑制,严重阻滞了社会资金的正常运行。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六个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相继经历了萌芽、受挫、恢复探索、理论形成、体制建立、完善成熟等六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之后就开始了这一探索过程,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源头和起点;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尝试“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日益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说明了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     

我国宪法内容历次变动的思路、重点、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维护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宪法内容变动的基本思路;经济制度和公民权利是我国宪法变动中的重要内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由降低变为不断提高、坚持公有制由社会经济主体变为全部又变为主体、坚定不移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公民权利不断加强,是我国宪法内容变动的四大显著特点。我国宪法内容的历次变动,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要求,是对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具体体现。     

Capital, State and Space: Contesting the Borderless World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has led us to think that we are entering a 'borderless' world. Some prophets of globalization argue that it has led to the end of geography. To them, the state has ceased to be an institution capable of exerting influences on the activities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 which has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placeless'. This paper aims to contest the issue of the alleged end-state discourse of a 'borderless' world. It argues that, despite the accelerated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boundaries still matter i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global reach of capital. The notion of a 'borderless' world is more folklore than reality.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business studies, the paper offers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that examine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the state, and the embedd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spac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global space-economy. Together, both arguments point to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dynamic transformations of the global economy, before considering its globalization tenden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