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代河南儒学与地方志

儒学教育至明代而日趋成熟 ,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河南地处中原 ,文化底蕴深厚 ,儒学教育相对发达 ,各级儒学逐渐成为地方文教中心 ,对当地文化建设产生了广泛影响。儒学师生不仅全方位参与了各地方志的编纂 ,直接促进了明代河南方志的繁荣 ,儒学志也成了各地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存明代方志成为研究明代河南儒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明代河南儒学分为三个层次 :府儒学、州儒学和县儒学。其中府儒学8所 ,州儒学 12所 ,县儒学 96所。如果按现在的行政区划统计 ,则州县儒学数量还会有所增加。除学吏一员和少数几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误解及其他

学术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做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 而是礼教; 他们所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 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 “评判的态度”, 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五四新文化派并没有把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而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来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 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 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人物·文献·制度——地域儒学研究路径及其传承机制

人物、文献、制度三个层面既是主流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构成地域儒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地域儒学传承正是此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某一地域历史上各个阶段儒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只要三个层面其中之一存在,该地该历史时期的儒学传统就不会间断。通常认为的儒学高峰期,无非是国家制度完备、儒学文献丰富、儒学大家辈出的时期。而处于儒学低谷期时,往往文献凋落、人物不显、制度断层。此三层面决定着地域儒学传承脉络,也构成了地域儒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清代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

清代是云南儒学发展的成熟期。作为地方的云南盐业社会,儒学的传播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上层的儒学传播包括地方官员提举与地方文化精英的学额争取及文庙儒学教育。中层的儒学传播包括书院、义学在内的儒学正统基层教育及地方家族儒学教育。底层的儒学传播包括面向民众的圣谕宣讲、地方大众教育慈善及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建设。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实践,建立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统性与地方性。     

需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

学界对儒学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本以时间为序,就儒学与梁启超的变法思想、新民思想以及五四以后化思想的关系展开论述,力图阐明儒学对梁启超化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对儒学的发展和改造,进而揭示儒学自身的复杂性和儒学近代化的艰难,指出儒学对近代化既有相容性又有阻碍性。     

民国时期的儒学思潮及其对民国政治的影响

儒学担任了两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历代王朝提供政治合法性。随着封建统治的推翻,儒学在民国时期受到了西学的强烈冲击,经历两次批判,儒学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通过一分为二地看待儒学,民国时期的学者力图重新诠释儒学来振兴国家;儒学还对民国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为民国政权提供政治合法性;军阀政治、孙中山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和儒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叔孙通与汉初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之学。但是,儒学并非是从创立之初就受到统治者的信赖而一举跻身庙堂的。汉朝是儒学“佩印绶带”的分水岭。汉以前,在一连串跻身庙堂的努力归于失败后,儒学开始自我反省。汉朝初年,儒学内部分化为齐学和鲁学,以崇尚权变为特征的齐学充分发挥“通变”思想,使儒学逐步适应了汉初政治形势的需要。叔孙通为人机警,善于认清形势,能适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以具体的事功让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儒学的价值,从而使儒学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叔孙通是汉初儒学的第一人。     

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

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黄宛峰汉代儒学的兴盛是在汉武帝以后。儒学被奉为独尊,是因为它逐步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过去史学界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两位著名儒生──叔孙通、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     

王尧礼：儒学在贵州的传播与教育发展

在中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传入贵州主要依靠儒学教育,但贵州的儒学教育却比中原地区差不多晚了一千年。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述评

2012年5月,以＂儒学的经世致用＂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在成都圆满举行。本次会议就两岸儒学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儒学普及的措施与经验进行了双向交流和分组研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弘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复兴和普及儒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都峤山儒学之寻踪考迹

都峤山自古便是集道教、佛教与儒学于一身的名山。由于志书记述粗略等原因,儒学被湮没在道教、佛教之中。通过爬梳志书、碑刻和族谱等有关史料的记载,考察山中儒学的"大本营",详述容州望族对山中儒学发展的贡献,进而揭示山中儒学的办学特色,重现其历史原貌,能为志书修纂提供较为翔实的史料。     

刍议儒学经学化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儒学和政治的结合,即儒学经学化过程进行阐述,以揭示儒学经学化和我国古代政治的某些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二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儒学在江南的建置化与民间化——基于嘉兴儒学物质载体的数字人文分析

儒学的建置化和民间化,即儒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完成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对地方志中所载儒学物质载体的大数据分析表明,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宋代开启儒学建置化,至明清臻于完善。明清时期,儒学显著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与个人道德规训、日常生活管理有关的物质载体大量增加。在实践层面,与儒学有关的信仰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与佛、道、民间信仰展开了漫长的拉锯过程。     

简论儒学在东汉的发展与传播

儒学在东汉得到很大发展。东汉初几位皇帝都好儒学,经过他们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东汉地方官员也主动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东汉提倡聚众讲学,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     

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

汉末以降,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这缘于天命论的动摇,使汉代官方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完整严密的解释系统出现了漏洞,从而给道、名、法等家的兴起让出了空间。但更重要的是,天命论的动摇,使抑君申臣思潮和时遇论命运观兴起,导致儒学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崩塌,这是魏晋儒学衰落的真正内涵。汉末社会流弊刺激了礼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礼教兴盛,夯实了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这是魏晋儒学强盛的有力表现。魏晋儒学衰落与强盛的对立观点共存,是因为其集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三重角色于一体,且三者互相纠葛所致。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几部儒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兴起了儒学研究热 ,至今方兴未艾。 90年代儒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喜人的成果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几部儒学发展史专著。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 991年 6月 )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学发生、发展和演变史的专著” ,开了儒学发展史通史研究的先河 ,第一次从历史的高度对儒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审视。吴龙辉的《原始儒家考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96年 2月 )从崭新的角度将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政治群体来考察 ,旨在对原始儒家的演变过程及其学…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王健两汉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理论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