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

“第三种人”苏汶率先启衅20世纪30年代初,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第三种人”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第三种人”与“新月派”、“自由人”不同,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绅士政客、学者教授,而是同左联有着很深交往甚至参加过左联的“同人”,他们也曾翻译过苏联的文艺著作,并自称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其代表人物即苏汶。苏汶原名戴光崇,又名杜衡,1926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不久即与就读于大同大学的施蛰存和就读于震旦大学的戴望舒相识。这年3月,他们共同创办了《璎珞》旬刊。1926年正是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7月,国民革命…     

法国对中国考古和艺术的研究(1950-1994)

给予本文的限制迫使我作出一些困难的选择。因此,我仅限於介绍已发表的或正在付印期间的科研成果,我觉得它们是在各个领域中都具有代表性者。同样,我也被迫删去大部分通俗作品,但这些著作却十分有益,所有的专家们都曾致力过这些著作的写作,他们正是通过这些著作而向法国大众介绍了中国的考古发现①。另一种限制是,我放棄了论述二十世纪的艺术。最後,在可能范围内,我将首先介绍那些法文著作。一、机构法国的特藏处、图书馆和教学单位都集中在巴黎,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实,但必须重视它们。如果我们这个学科中的一名学生或青年研究人员,不与一…     

“雨巷诗人”戴望舒

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     

“污名化”与残疾人及残疾人叙事研究——美国民俗学家艾米·舒曼教授访谈录

正李向振:我们很荣幸能够与您进行这样的学术访谈。我们知道您近几年在残疾人叙事研究方面用力颇深,这次访谈我们想以残疾人叙事研究为主题,您看如何?舒曼:我也很高兴与你们进行这样一个学术交流。李向振:我们通过阅读您的著作,发现您的研究面十分广泛,您能否先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呢?舒曼:你们希望我对自己的个人研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对么?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个人叙事,或称为口头叙事。我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关于年轻人叙事的,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在他们自     

察尔瓦下的微笑

没来大凉山之前,在我的印象里,它被穷困、落后等紧紧包裹.然而几天的拍摄中,无论在集市、农田还是他们家中,我遇到最多的就是他们的笑容.面对我的镜头,他们有好奇,有羞涩,更多的则是善意.深入他们的生活,我感受到察尔瓦之下,包裹的那份坚韧、善良、淳朴和可爱.     

“雨巷诗人”戴望舒

《雨巷》使他一夜成名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与     

论古籍整理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关系

两种或数种学科的外延部分免不了发生互相重合的交叉关系,所以两种学科不可能有截然分开的界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就有很多地方纠缠在一起,所以研究社会科学也要懂点自然科学.在分类学上,古籍整理属社会科学.它不例外,与自然科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古籍”,实际上就是除掉一些新文学和西洋科技等著作以外的、包涵经史子集全部书籍.其中属于文史哲的著作无疑是占绝大部分,但是科学技术的著作也不在少数.不用说别的,各史的天文志、律历志就是自然科学成果的纪录.整理史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当然与自然科学分不开,这是人所共知的.天文志、律历志可说是专著,我不多谈,我只谈谈整理古籍与自然科学一些交叉关系的问题.     

戴望舒《我的记忆》赏析

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是诗人的创作历程中又矗立起一个新的纪念碑,是1929年诗坛的一大盛事。诗人对这首诗的偏爱远远的胜过《雨巷》。本文通过对《我的记忆》一文的分析探寻其艺术特色。     

文坛双杰戴望舒与叶灵凤

在中国现代文坛,戴望舒和叶灵凤的名字让人无法忘怀。他们一个是在新诗发展中领导一个艺术流派的著名诗人,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作家和画家。作为与苦难中国同行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同感时忧国,寻求探索,与灾难的民族一同抗争,以他们的作品与活动,烛照出那段复杂痛苦的历史背影,记载了一代文人的心路历程。他们之间于患难中结成的深厚情谊,     

梁漱溟之子梁培宽访谈录

“我退休后的18年就是一个‘走近’父亲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整理编辑他的著作加深对他的了解。”     

时间的旅行者

少年时代,打动我的一首诗是戴望舒写的《萧红墓前口占》,诗很短,却又那么意味深长。大学读了中文系,《生死场》、《呼兰河传》都列在必读书里边。这些年做记者,有好几次,受访者都说到自己喜欢萧红。     

我所认识和理解的胡绳

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年龄上,胡绳都是我的长辈,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按照胡绳自己的说法,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同学”。70年代末,有一次去看望胡绳,谈话间有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来访,胡绳向他介绍说:这是王梦奎同志,我的同学。我看到来客不解的神情,接着说道:“五七干校”的“同学”。来客会意,相顾而笑。 我从中学时代起,几十年来一直是胡绳著作的热心读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不少,在治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文字表达技巧方     

寄错情书抱得美人归

正民国时期,诗人戴望舒声名远扬,他的诗婉丽浪漫,但他因小时候患天花而落下一张麻子脸,始终有自卑感。有一次,戴望舒邂逅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大学生,叫施绛年,戴望舒对她可谓一见钟情,并深深地爱上了她。身为女大学生的施绛年因为年轻漂亮,当时有很多英俊潇洒的男子追求她。戴望舒虽然在施绛年面前碰了好多次钉子,但毫不气馁,仍然坚持每天写一封充满激情的情书寄给她,从不间断。     

一部不该被遗忘的著作——重读杨公骥先生《西藏古史考》

在雪域高原那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西藏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蕴含着巨大魅力。就像巍峨的喜马拉雅山有时会掩映在茫茫云海之中一样,有些厚重的研究著作由于种种原因被历史的风云遮蔽,未能产生应有的学术影响。但真正有含量的著作最终是不会被遗忘的。我的导师杨公骥先生的《西藏古史考》,就是这样一部不该被遗忘的著作。     

北京郊区的满族

研究北京郊区的满族应该抓三个点:外三营、王公园寝和庄头。外三营一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是满族的聚居点,是最具典型的地方。王公园寝(东西二陵不算郊区)的苏拉(满语“散差”)因为看守墓地的关系,多年来也在当地落户聚居。人数自然较营房为少,但也是较为典型的地方。庄头的情形则比较复杂,自始就有投充庄头在内,满族虽有,但远不如前二者的严密和集中。在三个点中不能算是重点。以上所谈情形是民国初年的状况。 我写此文,是因《满族历史与生活》发表后,受到北京研究这方面的学者的督促。我生长京中而母家又在郊区营房里,这种条件不是任何一位满族人都具有的,理当将亲身见闻贡献出来。唯迄今已发表的有关满族的著作,和我亲见亲闻,差距太大。比如有的著作中所宣扬的满族的缺点,我以为正是他们的优点。许多著作喜欢写满族上层,我以为光上层不能就代表满族,重点应该了解满族下层。不少著作边     

喀莱尔及其英雄史观

十九世纪英国出现了三个著名的文学历史家,他们是马可梨(1800—1895)、喀莱尔(1795—1881)和夫鲁德(1818—1894)。他们的历史著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他们的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早已过时之后,由于文章美妙,仍然继续流传下去。这三人中间在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喀莱尔,他的英雄史观是很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著作一般都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当作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执医从艺留传奇 尽己为人谱华章——纪念刘任涛

<正>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名义上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管身处何境,始终矢志不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刘任涛就是其中一位。刘任涛,湖北省黄梅县人,享受厅级政治、生活待遇的离休人员,2009年10月5日在广州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道路,终年98岁。我和刘任涛是在1999年夏天我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工作时认识的,但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这张刘任涛肖像照片,是我们认识半年后,我应刘老之约拍摄的,他比较满意,曾用作他的著作《名医之死》(黄苗子题写书名,李士菲写代序)的插图。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人口论:马尔萨斯与洪亮吉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是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西方人口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的《人口论》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从这部著作问世以来 ,引起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论 ,成为世界上反响最强烈的著作之一。也就在这一时期 ,中国出了一个学者兼官员 ,他提出了东方的人口理论 ,这就是乾隆年间在贵州做过提督学政的洪亮吉。洪亮吉生于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 ,卒于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 ,他比马尔萨斯年长２０岁（马生于１７６６年） ,去世时马尔萨斯才２７岁 ,他们谁也没有看过谁的著作 ,彼此从未谋面 ,也没有任何往来 ,但他们都关心人类…     

《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序

1987年12月,我为了解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情况,曾走访了云南、广西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在广西社会科学院,我结识了萧德浩先生和黄铮副院长。萧先生是研究中越边界沿革史的专家,虽年逾六旬,但精力充沛,谈起中越边界史事,滔滔如数家珍。他不仅熟悉文献资料,同时也重视实地考察。由于志趣相同,我曾在他的引导下考察过中越边界的一些地段。黄先生是中越关系史专家,年富力强,笔耕甚勤,有《胡志明与中国》、《中越关系史简编》(合作)等著作问世。他们告诉我,广西社会科学院一些人员正在从事中越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