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评介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兵考六》有云：“祖宗以来,内外诸军,惟厢、禁二色而已。”厢军作为有宋主要军事力量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在宋朝军事体制中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然而,一直以来对厢军的专门研究却较为薄弱。2007年9月出版淮建利著《宋朝厢军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书,     

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

宋朝的配军制度,是建立在配隶法基础上的强制罪犯充军的集兵制度,是宋代兵制中于募兵制之外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配隶法自宋初实行以后,逐步成为一个内容繁杂、适用于各种犯罪的刑种。两宋时期的厢军是配军数量较多的军种,配军不仅集中分布在厢军的牢城营,而且在厢军其他重役军分和一般军分中都有较多分布。由于配隶法适用范围的泛化和枉法滥配现象的大量存在,宋朝牢城等配军军分的溢额成为一种常态,配军数量十分庞大。宋统治者之所以将罪犯配隶充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直接控制一批能够服兵役和劳役、随时听候国家调遣的人力资源,配军的存在也因此具有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     

孤独的大顺城

还得先从宋宝元元年（1038）说起。 这一年,本来臣服于大宋王朝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10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延安一带。这一兵变让多年没有战事、边防不修的宋朝从高枕无忧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愤怒至极的宋王朝一气之下与他们宣布关系破裂。     

释元代万州诸军奥鲁之印

如果人们到四川省博物馆去参观四川历史文物展览,在元代部份的陈列柜内,会发现一颗正方形的铜印——这就是有名的元代“万州诸军奥鲁之印”。据了解,1966年在四川苍溪县元坝区王渡乡大获城一字库中同时发现了两方同文、同制的元代“万州诸军奥鲁之印”。省博物馆展出的就是其中的一方,另一方现藏苍溪县文化馆。     

西藏文管会收藏的元代印章

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中央政府统辖的一个行政区。当时,西藏地方的官员都由元朝政府直接任免。从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收藏的元代八思巴文印章之丰,足以说明元朝封授西藏的僧俗官员是很多的。现择要介绍九方元代印章于下。宣政院印(图一、二)     

武将知州与“以文驭武”——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

文臣知州是宋朝地方行政运行中的一般规则,在特殊战略形势下,南宋兴州出现长时期武将知州的特例。武将知兴州直接导致南宋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这与宋朝节制武将和实行强干弱枝的国策相违背。为此,南宋中央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设立宣抚使、制置使等来节制武将的权力,以期恢复宋朝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中央以文驭武对策,是一个认识宋朝国家政策地方化过程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从彝藏两枚土司印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及其失败原因

十九世纪中叶,石达开由长江中下游率十余万太平军将士转战数省,最后在凉山边缘的大渡河畔遭到全军覆灭。这是一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笔者通过民族调查,参考有关史料,在研究民族文物的基础上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探讨,弄清失败经过,找出失败原因,以达到总结历史教训的目的。在凉山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珍藏着因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而由清朝政府改颁的、藏两枚土司印。彝族土司印是由“带密土千户印”改成“越厅属带密上游击关防”。这枚关防属长方形圆筒纽铜印,长9．8厘米,宽6．3厘米,厚1．6厘米,连钮高11．5厘米。印面宽边细字,…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金元官印

<正>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有两枚金元时期的官印,分别是金卫绍王崇庆二年(1213年)三月"行军万户傍字号之印"和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征东宣慰使都元帅府经历司印"。这两枚官印未见于著录,对于研究金元官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现对两枚官印进行介绍和考释。一行军万户傍字号之印行军万户傍字号之印发现于韩国忠清北道忠州市中央塔面可兴里,1987年入藏。铜质,     

东海县出土汉代铜印

1988年冬天,江苏省东海县曲阳乡在曲阳古城内出土一方汉代铜印.此印通高2.2厘米,印面呈正方形,边长为2.3厘米.坛钮,钮成半圆柱形,钮座高1.1、长1.6厘米.主体呈梯形,上部边长2.1厘米.印面阴刻篆书“军假司马”四字.“军假司马”,汉代官制.《续汉志·百官志》载“顺帝即位……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     

两湖风月主 潇洒谁与同——记百岁文化老人吴侠虎

澉浦吴氏世家 海盐澉浦于唐开元五年（717）设镇。南宋以后已经极为繁盛。澉浦是海防要塞,又是古代有名的对外通商港口,经济的发展,加上附近风光旖旎的南北湖名胜,让澈浦曾有“小杭州”之称。出生于1900年的吴侠虎先生,就是这个小镇上家喻户晓的人物。     

随州发现一枚元代铜印

1990年5月,在随州市万和区宠家村董家庄修水库时,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铜印。该印现珍藏于随州市博物馆内。这枚铜印底作圆形饼状。长扁方形印纽,质量1309克,通高9,直径12,厚1.7,印纽长7.3,宽3.1cm。方框内为阳刻九叠篆文“统军元帅之印”六字。方框四周各有阳刻回形对称纹饰。印背左右两边都有阴刻篆文,其左侧印文为“中书礼部造,太平三年□月□日”;右侧为“统军元帅之印”的字样(图一)。     

鄂西自治州收藏的元、明铜印

地处湖北省西南部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解放以来,陆续发现和收藏了元、明时期有关鄂西地方史的一批铜质印章。其中有元末农民起义军明玉珍部在川东建立大夏政权后颁发给鄂西的地方政权印,有明朝颁发给鄂西的土司政权印,以及明朝在鄂西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千户所、百户所的印。现简介于下。一、大夏政权下的鄂西地方政权印     

四川苍溪出土两方元“万州诸军奥鲁之印”

在四川苍溪县文化馆和四川省博物馆里,分别收藏着同文、同制的元末八思巴文铜质"万州诸军奥鲁之印"各一方,对我们研究元代军事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两方元末官印在1966年同出土于四川苍溪元坝区王渡公社大获城一字库,是由当地社员发现后捐献给国家的。     

印钞工人怀念毛主席

印钞工人怀念毛主席魏协武,郭翠云１９３６年６月,国民党命东北军向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瓦窑堡进攻。为避免与东北军发生磨擦,争取东北军官兵,中央决定撤出瓦窑堡,西迁保安。国家银行和印钞所撤出瓦窑堡后,连着下了几天雨,同志们翻山越岭、跨沟过河、白天行...     

昭觉县四开乡出土十七方铜印

1986年元月7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四开乡社员吉布拉格和尔古吉且二位同志,在地名为“赫丁”的一个陡坡上离地表约10厘米处掘得十七方铜印。出土时十七枚印重叠在一起,保存较好。这批印章的形制均为鼻形钮方印,印面为正方形,印通高1.8厘米,印文面长宽均为2.6厘米,厚度及重量不一。“军司马印”厚0.8厘米,重61克;“军假候印”厚0.795厘米,重59.5克;“军假司马”印厚0.7厘米,重51克;印面     

辽代印经院考

印经院为印造佛经的机构,宋朝和辽朝为了印制《大藏经》,先后设立了印经院。通过对辽塔秘藏中发现的官版印制《大藏经》及其他佛经题记中印经院记录的研究以及与宋朝印经院的比较,可知辽代印经院组织完备,雕刻印刷工艺高超,《辽藏》在书法、刻技、版式、纸质、墨色、刷印、装潢等方面均可与宋朝《开宝藏》相媲美,受到时人和后世的称赞,可以弥补辽代史料记载的不足。     

关于辽宁省本溪市出土的金总领提控所印——从出土官印看金末东北的混乱

1986年6月辽宁省本溪市出土一方金代总领提控所印。在本文,笔者对此印提出一些看法,并试考察一下几个焦点问题。罗福颐对现存的官印有三点看法：第一,多数军官印是阵亡将士们生前佩带的;第二,是作为随葬品放在墓内的;第三,一王朝末期混乱期间(亡国乱离时)散失的。本文考察的金代官印,其特征与汉、魏有别,郡不是墓葬出土的,特别是金末元初的官印,虽很难说所有的官印都用过,但金朝是模仿宋朝的典章制度,仍可从已使用的官印中了解印、牌的使用方法。     

日军侵华铁证——军用手票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历次侵华战争中,都会印发一种掠夺性的特殊货币———军用手票。军用手票简称军票,是一种没有任何准备金、没有发行机构、专为发动战争而发行的货币。日本政府把这种货币充作侵华日军的军饷,让它在日军占据的沦陷区内强制流通,是日本军政府把巨额军费开支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种经济掠夺手段。日本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共发印过11次共48种各式面值与版别的军票①。早在1894年(日明治27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政府就首次发行了面额为银壹两的军票,因战争结束早,该军票并没正式流通。银壹两的首次军票序号为“军1”。1904年(明…     

宋代市舶税利的抽收、分割与市舶本钱

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竭力将海外贸易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市舶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就是贯彻这一意图的有力工具。通过这些制度,宋朝统治者攫取了海外贸易的主要利润,并在各级官府之间进行再分配,不仅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导致“市舶本钱”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朝制度文化对越南李朝的影响

李朝是越南自主时代的开始,宋朝虽然在整个历史中是个积弱的国家,但宋朝却在制度、文化等比较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宋朝的国家政治制度、儒学以及文化输入等方面都对其产生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