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在桂林所做的几点工作──回忆录的一节

抗战时期我在桂林所做的几点工作──回忆录的一节林焕平我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做了几件工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有意义。批评过吕亮耕先生的“诗即自然”的错误文艺思想①１９４２年吕先生连续在《诗创作》第九期和《文艺新啃》一卷六期发表关于诗与自然的文章。我认...     

近十几年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述评

近十几年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述评魏华龄抗日战争时期,桂林被誉为“文化城”,可见其文化的繁荣和鼎盛,当时,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就是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建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于抗战文化,对于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田汉桂林抗日宣传轶事

正抗战时期,我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三到桂林。在3年零8个月时间里,他以大搞戏剧演出和戏曲改革等活动来积极宣传抗日,促进救亡,为建设桂林文化城并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率"平宣队"转战桂林在武汉被日军侵占前夕,中共党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随该厅全体人员历尽艰辛、迭经辗转,     

论中国历史上的流氓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流氓文化,既是中国流氓史、中国社会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社会史、文化史,不仅要考察上层社会、上层文化(精英文化),还应考察下层社会、下层文化(世俗文化);不仅要考察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下层文化,还应考察消极的、病态的、黑暗的下层文化。流氓群体属于社会下层(上层人物的流氓化是另一范畴的问题);流氓文化属于下层文化;在下层文化中,流氓文化属于消极的、病态的、黑暗的部分。本文拟对中国历史上流氓文化的主要内容做一考察,以期获得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基本了解。     

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述评

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是抗战时期设在桂林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文章在分析桂林分会成立、发展的基础上,厘清了协会的活动开展及与其他文化团体的密切关系。协会的成立加强了与苏联文化界的联系,激发了国内人民的抗战热情,在近现代桂林中苏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在抗日救亡中广西佛教会诞生的《狮子吼月刊》

早在1984年2月,笔者从桂林市文管会出版的《桂林文物》第3期上,拜读到同仁陆汉卿、左超英的大作《抗战时期的〈狮子吼〉——访巨赞法师》时,就深为激动,感到这是广西佛教界值得骄傲的一页,亦是桂林文化城孕育出来的奇葩。从此,便留意这个刊物的种种。如今25年过去,便想着要对这个刊物试作一些补充,让后人更多的了解有关的人与事。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1900至1949年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简述

中国文化史应当如何分期?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展开,若干论文开始涉及这一问题。为了便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回顾和分析一下1900至1949五十年中国文化史论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不无裨益的。综合这一时期的有关讨论,大致有五种观点。一、按历史朝代分期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史研究伊始,历史分期问题就提了出来。按朝代分期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编撰《桂林文化城》系列丛书

1938年10月至1944年秋,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桂林,中国抗日文化运动在此蓬勃开展,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历史研究、教育和国际交流等事业空前繁荣,桂林因此曾一度被誉为“文化城”,享誉国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专家学者,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编写“桂林文化城大全”大型系列丛书,它已列为全国社科“八五”计划重点选题之一,并作为纪念伟大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

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刘俐娜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文化的更新需要重新检讨历史,并从历史中发掘民族文化更新发展所赖以实现的根据,然而,旧史学难以承担这一任务,人们呼唤新史学的出现。因此,在思想文化新旧转变的同时...     

编辑凡例

一、本刊是以登载中国东南地区古代和近现代文化史学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刊物.刊载内容包括: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博物馆学、博物馆藏品介绍或研究、文物学、民族与民俗学、语言史、文化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物质文化史、艺术、宗教、戏曲、教育、华侨史、历史上文化名人及学派的评介、东南地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建设关系的研究、中国东南地区历史文化和日本、东南亚等地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化史学研究方法论、文化史论著评介以及有关学术动态报导等.     

编辑凡例

一、本刊是以登载中国东南地区古代和近现代文化史学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刊物.刊载内容包括: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博物馆学、博物馆藏品介绍或研究、文物学、民族与民俗学、语言史、文化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物质文化史、艺术、宗教、戏曲、教育、华侨史、历史上文化名人及学派的评介、东南地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建设关系的研究、中国东南地区历史文化和日本、东南亚等地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化史学研究方法论、文化史论著评介以及有关学术动态报导等.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近代文明观形成浅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民间戏曲

民间戏曲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艺术结晶,是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物,在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上闪耀着灿烂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