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蒙《苏联祭》中的苏联音乐情结

在王蒙的创作生涯的中,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是他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是对青春、革命与爱情的礼赞,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尤其是在《苏联祭》中引用的苏联音乐,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等,编织出了一种独特的交响效果,更是折射出一种深沉的苏联音乐情结,以此铸就了王蒙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浅论王蒙《苏联祭》中的苏联音乐情结简

在王蒙的创作生涯的中，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是他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是对青春、革命与爱情的礼赞，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尤其是在《苏联祭》中引用的苏联音乐，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等，编织出了一种独特的交响效果，更是折射出一种深沉的苏联音乐情结，以此铸就了王蒙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丁文江的苏联之行

丁文江以地质学家的身份而热衷于政治,1904年,17岁的丁文江就远渡英伦三岛,7年后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胡适等英美派引为同调,傅斯年甚至推崇他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因此,在一般人的眼里,丁文江是英美派的中坚,必然敌视苏联。但是,当我们看到他连载于《独立评论》之上,记述他的1933年苏联之行的《苏俄旅行记》后,我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孙中山与苏中关系:新发现的档案文献

俄罗斯的史学文献在研究孙中山生平事迹、思想演化,尤其是在研究他在发展苏中关系的贡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底档案文献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1920—1925)》的出版,是研究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重要里程碑。该档案文献集首次公布了孙中山致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外交家的一些信件,以及苏联驻华代表有关孙中山事迹的大量记述。     

从王芳妮说起

在2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王明的儿子王丹丁》一文,这是摘录邵宁著《重访俄罗斯》中的一段。这篇文章中说:王丹丁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姐姐叫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她不会中文,从未回过中国。她的俄文名字叫季米特洛娃。我问王丹丁:你的姐姐为什么叫“季米特洛娃”?他告诉我一个故事:1937年父母从苏联回国参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副标题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讲的是1991年8月19日到21日苏联发生的那一次失败了的政变。作者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当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是副总统,二把手;在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时候,他下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权",现在由他亚纳耶夫"行使苏联总统职权"(第7页),成了一把手。政变失败后被捕,1994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对参加政变的人实行大赦获释。这是一本为自己作辩解的书。     

胡汉民与斯大林的书信往来

关于胡汉民的苏联之行,他本人已经有所叙述,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胡汉民先生名著集》(上下册)辑入了他发表的有关文章。台北蒋永敬教授在《胡汉民先生的重要史绩及其影响》中,吴相湘教授在《胡汉民先生年谱稿》中都有     

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中的斯大林——从导演罗姆的梦谈起

米哈依尔·伊里奇·罗姆是苏联人民演员,著名电影导演。他导演的影片有《列宁在十月》(1937)《列宁在1918年》(1939)、《幻想》(1943)、《一年中的九天》(1962)、《一个普通的法西斯》(1966)等。其中以《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闻名于全世界,在中国的影响最大,特别是斯大林的形象,一直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那么这位令     

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及其影响

一 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发表于1931年10月底出版的该杂志当年第6期上,同时刊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31年第11—12期合刊上。斯大林这封信的标题是《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内容主要是抗议《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刊登历史学家斯卢茨基的论文《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对斯卢茨基作了极其尖锐的批判。事实上,这封信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它的内容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这是在苏联史学界、整个理论战线、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记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深远、后果之严重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不仅为这封信发表后在苏联当时引起的强烈震动所证实,而且也在其后苏联和西方历史学家的评论中得到确认。     

苏联出兵东北的中方代价──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内幕

《雅尔塔协定》与中苏谈判1945年6月27日,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及其随员,搭乘一架租用的美国飞机,由重庆起飞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他此行的任务是,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政府举行谈判。中、苏两国政府之间曾于1937年8月签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而在此时,为何又要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呢？这要从《雅尔塔协定》谈起。1945年2月上旬,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三国领袖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该协定全文如下：“苏美英三大国领…     

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以苏联将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为中心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实际上,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国民党引入军队政工制度原因考

俄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以党领军”的统军制度,为孙中山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1921—1922年特别注重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1922年6月,陈炯明的背叛说明,孙中山的政治工作观念存在致命缺陷。在苏俄的引导下,孙中山决心由党建军,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赴俄。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改党建军,影响巨大。苏俄红军的政工制度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工作的模本,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     

李德来华的身份及任务新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回忆和研究文章认为,李德的真实身份是苏联情报人员,他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不是共产国际派遣的,而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邀请的。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李德到达中国后的身份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人员。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确是情报部门,但其对中国的工作性质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德是被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的,任务是整理中国苏区的军事报告,供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进行有关决策参考;并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协助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指导中国苏区的军事行动。李德到中央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是经远东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的,不是应博古邀请而去的。     

Stalinist political spectacle and the defeat of the opposition: The Fifteen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in 1927

The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took place in December 1927. It brought to an end the inner-Party struggl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by confirming the expulsion of Leon Trotsky, Gregorii Zinoviev and other oppositionists from Party and government posts. The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 marked the domination of Iosif Stalin and his allies over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beginning of Stalinist politics which flourished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Despite extensive scholarly interest in this crucial Party congr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Soviet Union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little has been studied on the organisational aspect of the Fifteenth Congres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organis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head of the Fifteenth Congress, which enabled Stalin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unanimously affirm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arty line. It also explores how Stalin attained legitimacy as the Party leader during the pre-Fifteenth Congress discussion and how it was presented at the Fifteenth Congres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 ‘memory’ of the Fifteenth Congress was constructed and how the Party leaders institutionalised the meaning of the Fifteenth Congress. Through these examinations, this article will shed fresh light on the Fifteen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the rise of Stalinism.     

苏共二十大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嬗变

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英国共产党内产生强烈反响,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要求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以苏为鉴,在党内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党内民主改革。但是,英国共产党领导层极力压制党内的讨论,不愿进行改革。英共领导的立场最终迫使史学家小组中部分成员退党。这一事件之后,这些历史学家摆脱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做法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先声。     

My Enemy’s Enemy: Consequences of the CIA Operation against Abulqasim Lahuti, 1953–54

In January 1954, the Iranian émigré poet living in the Soviet Union, Abulqasim Lahuti, was summoned before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Moscow to discuss the publication of a fraudulent Persian-language autobiography that reflected unfavorably on his experiences in the Soviet Union. This autobiography was the result of a 1953 CIA operation in Iran launched by Donald Wilber after he had become convinced that in case of a Soviet takeover Lahuti would be the one most likely put forward as leader. To preempt this threat, the CIA published the counterfeit autobiography. Unlike Mosaddeq and other CIA targets, however, Lahuti’s position as a cultural mediator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Tajikistan, and Iran mad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operation more complex than the CIA had imagined.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aftermath using recently declassified Soviet archival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It argues that this operation transformed Lahuti’s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standing in Moscow, empowered him to challenge his long-time enemy Bobojon Ghafurov on the issue of Tajik ethnogenesis, and helped change the official Stalinist line on Persian literary culture. Lastly, this operation politicized Lahuti’s biography in way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day.     

论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流向

有关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流向,史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前苏联方面有4种相关数字,但这些数字有笔误和夸大的成分。从东北解放军武器增多的数量和时间来分析,可以看出投降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有支援中共、散落民间和运往前苏联的三个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