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庙探微

在山东省东阿县姜楼镇邓庙村内,有一座远近闻名的武当庙。庙内供奉着武当、三皇、伏羲、神农、名医等一组宋元以来的石造像。该组石造像,雕刻精美,栩栩如生,为域内少见,弥足珍贵。     

新竹寺与庙

新竹市城隍庙位于北门街与东门街的路口,建于1749年(清乾隆十三年),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城隍庙。殿宇雄伟,雕刻精细,有光绪皇帝特赠的“金门保障”匾额一方,庙仙供奉晋封威灵公都城隍,是全省各城隍庙中神位最高者,各地来此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记台湾古迹岳武穆王庙

台湾宜兰县岳武穆王庙是全岛唯一奉祀宋代抗金英雄岳飞的专祠,建于1895年,1999年被定为古迹。该庙“建庙启”和“修复记”两通碑,明确记载了甲午战争后清庭将台湾割让日本,当地民众不甘奴役,爱国抗日义愤高涨,促成建庙的过程,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同时,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该庙还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正殿供奉的岳飞像,有武将、王、帝君三种形象,殊为难得。二是该庙实行庙堂、鸾堂、善堂三位一体的制度,完整地保存了大陆已经消失的鸾堂制度和“三献释奠大礼”,具有很高的化价值。     

边缘庙见证民间

泉州是个众神杂处之地,神多,庙多。多和多不同,佛教的、道教的神原本就多, 谁也不会因为供奉的神自己不熟悉就大惊小怪。泉州的神有另一种多法,太地方化,太民俗,不好往熟悉的宗教教派里归类。归了类的,也归得让人不太服气。凡属这一类情况的,做学问的统通都用了一个既时尚又文雅的词来囊括它们的宫仙所:边缘庙。边缘庙是泉州文化的一大奇观     

记大同帝君庙

大同帝君庙是专门供奉文昌帝君的道教神祠,是现存于今为数不多的研究文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实体建筑。文章对大同帝君庙的历史变迁进行叙述,后移步换景,按山门、帝君殿、玉皇殿先后顺序对大同帝君庙进行描述,并对其蕴含的人物故事、神话传说进行简单叙述。其建筑形式和蕴含的人物故事、神话传说,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生动载体。在21世纪的今天,对大同帝君庙进行研究,有利于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使之有序传承,从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汉代庙制问题探讨

西汉采用了每帝各专一庙的“独宫庙制”,并因时立制广设郡国庙,空前强化了宗庙的政权象征作用。从汉元帝时开始,依照儒家经典变革庙制,废置了郡国庙,并初步确立了按昭穆迭毁宗庙的庙制原则。东汉前期,创立了“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西汉诸帝和东汉诸帝分祭于高祖庙和世祖庙。献帝初平年间,虽然采纳蔡邕建议,实行了以“天子七庙”为核心的复古改革,但却没有改变“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在清末报纸有关广州的新闻报道中,“集庙”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组。所谓集庙,指的是某一个街区的居民在街区的庙宇中议决处理本街区的事务。街庙通常有固定的收入,而绅商则是街区的领袖人物。“集庙”讨论的问题包括本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官府往往会把一些事件交坊众集庙议处,而坊众有时也会集庙抗议官员、团勇、警局的不公对待。广州的街区组织和坊众集庙议事的方式,对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想念会有一定价值。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H408发掘简报

2002年,为配合国道310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庙底沟遗址北部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灰坑和窖穴,其中以庙底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本文以H408为例对庙底沟文化内涵进行介绍。     

唐伊吾袄庙“素书”非塑像辨

敦煌文献S．367记录了敦煌伊州伊吾县祆庙的宗教仪式活动,学界曾指出文献记载的“素书”乃“素画”之误,遂认为此座祆庙供奉的乃该教神只的彩绘塑像。本文考察了古汉语中“素”字用法,及该段记载的具体语境,认为无论“素书”或“素画”,皆应指该庙中所供祀的祆神素描画像,而不是彩绘塑像。萨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本无神像崇拜,中土祆教的画像崇拜本身即表明其由中亚地区“间接”传入的特色。随着时间推移,传入中土的祆神画像其功能发生了改变。原本在袄庙中供奉的祆画,到了唐末五代,进入民间,为当地百姓赛袄所用。     

“世家”解

“世家”——世世永祭之庙。西周以来,礼制规定诸侯五庙——始祖庙、高祖庙、曾祖庙、祖庙、父庙。后四者为亲庙,前一庙为始庙。亲庙每世一迁,四世之后即行毁轶,不再祭祀;而始庙则世世永祭,因此得称“世家”。孔子受世世祭祀、陈涉被明令置守冢三十家,因此他们均享有世世永祭之庙,他们都被列入了“世家”。     

明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以永乐、嘉靖为中心

明代庙制建立于洪武时期,以后屡有变革。而藩王继统是引起庙制变革的主要因素,如永乐、嘉靖二朝,尤以嘉靖朝的庙制变革为巨。永乐篡权夺位的政治斗争,反映在庙制变革上首先是永乐皇帝排除建文一系,重构宗庙象征的帝系传承,明代宗庙帝系残缺由此开始;其次,永乐迁都也造成“一国二庙”的双庙制出现。嘉靖时期庙制变革以“大礼议”为起点,持续了二十多年。嘉靖庙制变革包括两个阶段:世庙与太庙并存;兴献帝“称宗入庙”。与此相联系,宗庙形制经历了“都宫之制”和“同堂异室”的轮回。     

则天圣母庙的悬塑走龙

沿着三○七国道,来到距水县城北五公里处,这真是一个好地方：依山傍水,景色秀丽。全国唯一的女皇祀庙、国家级重点物保护单位“则天圣母庙”就坐落在这里。     

敕修西岳庙记碑与陕甘回民起义

同治九年(1870)《敕修西岳庙记碑》,螭首龟跌,通高360CM,宽77CM,篆书13行,行32字,碑额篆书“敕修西岳庙记”,左宗棠撰并书,章寿彝钩勒上石,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市)知事张国钧立于西岳庙,现保存完好。碑文中凡语“帝”、“皇”、“敕”字处,均依制空两字,但“臣”字则未依制小写偏右。文曰: 同治元年华渭回乱,纠关陇种族与民,     

介休后土庙建筑艺术赏析

介休后土庙史称“道家地”。位于山西省介休市旧城西北隅,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庙由后土庙、三清观、吕祖阁、关帝庙、土神庙等数座庙院组成,是一座规模宏大、体系完整且保存完好的全真派道观古建筑群。据庙碑考,其始建年代在北魏年间,之后历经各代修葺、重建、扩建。现存建筑保存了明清时期的格局和风貌,其占地面积达9000余平方米。整座庙宇建筑布局合理,结构严谨,错落有致,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古建筑思想和格局理念,具有深刻的道教文化内涵,堪称中国明清建筑之典范。     

长治府君庙和崔珏

据《山西文物地图集》记载,山西共有府君庙20座,长治地区现存有13座府君庙,府君庙中供奉着曾在长治及周边地区为官的崔珏。本文通过梳理崔珏的生平和主要事迹,探讨崔珏由人而神、并被立庙祭祀的过程和原因,同时说明现在长治地区的府君庙的保存情况。     

精神性存在的让渡:旧京的庙会与庙市

有城墙区隔的旧京是一座与农耕文明相匹配的乡土性城市。这种乡土性既体现在对土地敬畏的神圣性之中,更体现在家、街、城同构性的空间美学。不仅宫、观、庙、庵、坛、祠、寺等以不同的阶序密布旧京,对民众而言,供奉碧霞元君的"三山五顶"还拱卫着京师。西直门内大街这样普通的街巷也有着有"九龙二虎"之称的众多小庙。曾经普遍存在的四大门信仰使得旧京众多的家居空间同样多少具有"庙"的性质。与此相连,旧京的庙会是一种与旗人闲适典雅的日常生活相连接,并集中呈现日常生活,展现个体价值的精神性存在。在以西方为标杆的近现代化历程中,旧京必然性地经历了去神化和对以敬拜为核心的庙会的污名化历程。庙会整体性地衰减为彰显人力与物欲的庙市,沦为一种物化性的存在。随着21世纪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庙市又向庙会进行了有限度的回归。     

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上)

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证实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带点圆圈纹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下)

庙底沟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鱼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庙底沟文化的鱼纹有少量为写实图案,其次是抽象的几何化纹饰,更多的是完全几何化的纹饰。辨析这些几何化的与鱼纹相关的纹饰,证实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带点圆圈纹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这些纹饰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揭示这个隐蔽的“大鱼纹”象征系统,为真正理解史前彩陶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代石屏庙学碑考释

石屏庙属州级重点物保护单位，庙内东庑年久倾圮，经州政府和州管所批准重建，最近建筑工程队在清理地基时掘出一通明代天顺二年(1458)冬月16日镌刻的石碑，距今已543年。碑名为“石屏州庙学记”，砂石质地，高157厘米，宽89厘米，厚15厘米，全26行，计853字，碑字迹楷书阴刻。碑为赐进士及第承务郎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经筵官蜀人周洪漠撰、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临安府知府刘芳校正，奉议太夫临安府同知石首刘海篆书碑额。     

《重修平凉城内九天庙碑记》考略

平凉城内曾有一座九天庙,于民国时期重修,并立有一通碑刻。此碑详细记述了重修九天庙的原因及经过,表达了人们对九天圣母的赞美和敬仰之情,并对众人修庙之举给予极大肯定。本文对此碑内容进行了考释,并论述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