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情境与诗学意涵——以沈德潜“温柔敦厚”说为核心的考察

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诗学作为其诗学的根本。在他之前与同时,有明清之际的诗人、清圣祖和清高宗三种不同的“温柔敦厚”诗说。沈氏之说与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潜诗学的“生成语境”,可以发现,沈氏一生以诗人自命,其大半生的关注点只是集中在吴地诗坛与诗风,与政治诗学的关系并不紧密。因此他并非传统认为的希望恢复诗教,其本意是要借经的权威以尊诗,而非还诗於经、藉诗行教。在此基础上分析沈德潜“温柔敦厚”诗说,可以认为它包含了总纲、题材、创作方法与诗歌风格四方面的内容。这既是对“温柔敦厚”诗学集成式的总结,同时又不乏诗心独运的新见。     

许印芳论皎然、司空图、严羽平议

清末许印芳《诗法萃编》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诗论作,该书诗学知识丰富深邃,博大精深。蓝华增作此,是就本书所涉及的诗美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认为：许印芳的诗学思想遵循儒家“言志”正宗,服膺“诗教”,即诗歌创作服务政教,同时又融入诗美学,尤其是意境理论：许印芳的诗学思想汲取了中唐皎然——晚唐司空图——南宋严羽等人的诗美学思想。蓝华增此。指出了许印芳评论《诗式》、《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的允当之处,同时也独抒己见,指出了对上述三部诗论的“研究未尽和理解欠妥之处”四点。本篇幅不大,但结构谨严,论述有据,见解独到,研究深入,评述允当。是篇很好的“论‘诗论’”的学术稿。     

论沈德潜的诗歌审美理想

沈德潜的诗歌审美理想以“中正和平”为总体要求,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沈德潜身处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已充分展开的清代中叶,他强调兼取诸家诗学,于对立的诗论里求以儒家诗学为主导,兼容审美派的某些见解的“中和”主张,体现了道德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和谐统一的诗歌审美理想。     

时代、人民与诗本体关联的个性思考——田间诗论片论

时代精神的张扬,人民心声的传达,诗人语言艺术创造个性的凸现与诗本体美学价值的寻觅,时代、人民、诗人与诗本体的美学关联,及其动力推动下的创新张力,构成田间新诗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基本内涵,可以视为诗人终其一生的诗学主张。1938年延安街头诗运动为界,田间后期新诗创作观念的变化形成阶段区别。     

上博简《诗论》“诗犹旁门”说本义综辨——兼论其多元并包的开明诗学观

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释义学、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参证各类文献资料,本文对上博简《诗论》第四简“旁门”一词的本义加以探析.研究认为“旁门”即“四门”,“旁(四)门”意象的含义是,拓开广阔视域,包容多元内容. 简文“诗其犹旁门”一语是将《诗》之《风》《小雅》《大雅》《颂》四部类比喻为一组“四向之门”,借以表达《诗》能够全景式展现多元文化内容的思想观点.“诗犹旁门”说体现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开明诗学观念,其说与周代诗乐体系发展、《诗经》结集的历史过程存在关联,具有重要的诗学史价值.     

传统诗教与清廷政教的共谋——以孙鋐和铁保的御敕清诗选本为批评视角

御敕清诗选本是清代选本领域中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类型。由于封建帝王的参与,这些选本基本上可视为清廷官方诗学话语的宣传载体。我们以《皇清诗选》和《钦定熙朝雅颂集》两部御敕清诗选本为例,从传统诗教与清廷政教共谋的角度来剖析御敕清诗选本的批评意识与实践在清廷官方诗学话语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清代诗坛清真雅正诗风的形成背景。     

(顽)石老玉、古陶陈茶——谈造型艺术之形质品味

一直以来，我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最发达的，是世界艺术各种形态中成就最高的一种形态。从原始进入文明直到现在，并未经过西方幼稚的、以科学为目标的低级阶段，而是延续了人类表情达意直到大彻大悟后不停留在表现所见所闻、向更高的天马行空般的精神、观念和理想境界探索。     

玄学与陆机《文赋》的“缘情绮靡”美学观

《文赋》是西晋诗人陆机的一篇重要的文论作品,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缘情绮靡”的诗学观。这与特殊的时代哲学思想——玄学本体论的最终完成有密切的关系。陆机第一次于诗的领域确立了诗的本体“情”性和其“绮靡”的表现特征。     

方东树诗歌史论的诠释模式与批评形态

《昭昧詹言》是部诗歌史论性著作,隐含着一套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诗学批评体系.在展开方式上,方东树采用“通变—正变”批评、“通论—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诠释模式,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形成“复调叙述”;在批评形态上,具有形式美学批评之特点,体现了历史原则与审美原则的相统一.由此,方东树建构了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传统诗歌发展史,确立了诗歌典范在桐城诗学传播中的价值,有着争取诗学话语权,确立桐城诗学地位之目的.     

磨炼：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以诗格为中心

“磨炼”是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这不仅体现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具体理论阐述,而且可以从诗格著作群体以及诗格所举的诗例方面得到证明。晚唐五代诗格中的“磨炼”理论是对诗歌创作中字、句、意、格进行锤炼的全方位理论总结,是诗歌创作多方面要求的理论体现。     

试论虞山诗派对晚明吴中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虞山诗派”被誉为“明末清初转移一代风会者”,但其在明清诗风转换过程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却少有人论及.实际上,就一定程度而言,虞山诗派的诗学宗趣,是对晚明吴中盛行的取法六朝、晚唐的“绮艳”诗风的继承和发展.海虞“二冯”通过其“比兴”说,适时地从理论方面对“绮艳”诗风与传统“诗教”的矛盾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平衡和调整,从而使形成于晚明侈靡世俗中的“浮艳”诗风,能够适应清初“美刺教化”、“经世致用”的新的社会需要,发展为讲求“比兴寄托”的虞山诗学,进而促使了虞山诗派发展和兴盛.     

陆机的“诗缘情”与“诗言志”传统的比较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是截然对立的观念？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古今理论家们争议的焦点，也是笔者要探讨的重点。     

南宋小品绘画里的“无声诗”

<正>文学与绘画虽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南宋时期的扇面、册页等小品,却有为数不少蕴含着“诗情画意”。诗画创作源自北宋,苏轼等人认为画是“无声诗”、诗是“无形画”或是“有声画”所带动的艺术风潮,加上宋徽宗积极倡导以诗题入画,更引导宫廷画家对于“诗画合一”理想的实践。台北故宫博物院日前成功举办的2022年首场特展“无声诗——南宋小品绘画”,展出该院所藏的宋画精品。这些小尺寸的画作描绘细致,富含诗意,意蕴无穷。     

音起八代之衰——复古诗论与元明清古音学

在吴械《韵补》的古韵研究、朱熹的“古今之诗三变”观念等影响之下,宋元两代有不少诗学著作重视:(1)辨古今诗体之异,复兴汉魏诗风;(2)辨古体格律和用韵。元代科举考试的“古赋”进一步地要求士子认真对待“古韵”,迫使人们寻求古体、律体诗赋押韵规范(如《古今韵会举要》)。宋元诗学的这种辨体意识,到明代脱胎成了李东阳、前后七子等的“复古”诗学,同时还产生了具体支撑古诗创作的杨慎古音学、古今体通用韵书(以方日升《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为代表)等副产品。可是,随着明季以后的韵学研究的精密化和朴学化,本来携手并进的诗学和韵学两个领域逐渐变得疏离,在清代知识菁英世界中各自发展成了专门之学。     

浅论黄庭坚诗论、诗歌的理学色彩

在苏门诸人中,黄庭坚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北宋诗坛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诗人。黄庭坚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总结的一套"诗法"赢得了许多追随者,给宋诗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黄庭坚的诗论与诗歌创作,无疑与其理学家的身份密切相关,并同时受到其时代特征的影响。     

包世臣的文论、诗论及文学成就

包世臣认为,为文除要严守文法,做到“其言有序”外,还要做到“其言有物”,而且就“其言有序”和“其言有物”比较而言,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文字之教”的基本功能是“成其俗”。因此,他主张文学家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与此相联系,他主张为文要“崇实”而反对“致饰”。包世臣诗论的核心,是儒家的诗教原则。当然,作为嘉道年间的重要诗人,包世臣也特别重视诗的艺术性。首先,他认为写诗要直抒胸臆,“言为心声”;其次,他主张华实结合,朴质得宜,反对华而不实,尤其反对“侈于声色”;第三,他虽然反对“侈于声色”,但不反对韵律,认为写诗要讲求平仄。基于上述见解,包世臣将诗分成上、次、下三类。包世臣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二是诗。尤其是他的诗,无论形式的多样性,还是题材的广泛性,以及内容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在嘉道年间的诗人中都是一流的。     

中西比较视野下梁宗岱的新诗理论

本文试图用中西比较的视野，对梁宗岱的新诗理论进行剖析，从梁宗岱“纯诗”理论的建构，探讨他的诗学体系核心；将梁宗岱置于我国新诗发展的纵向历程中，探究他对我国新诗发展的努力和贡献；最终揭示梁宗岱对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终极探寻的学术历程。     

正朔、正统与正闰

三代正朔所强调的合法性其针对点主要是被取代的前朝，至中古始发生变化。正朔所代表的合法性重心，由针对前朝转向针对他国。正朔首先是一种制度、行为，但它又的确包含有一种观念、意向。这样正朔就由原来的制度而逐渐派生出一种观念，即“正统论”。“正统”之义本出于血统，最初为一礼制之规定，而非政治之观念。作为宗法制度之政治实践与作为伦理观念之史书义例，正统两义之区分实不容忽视或抹杀。如果把后者称为“正统论”，前者不妨称为“正统制”。     

巴蜀杨慎和杜甫“蜀中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杨慎与杜甫有着独特的因缘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六朝诗学的审美评判,与杜甫有某些契合之处,就是在诗歌创作上其学杜时间之久,可谓矢志不渝。特别是谪戍云南和生命的后期,其对杜甫晚年的人生况味和杜甫“蜀中诗”的体悟尤深。其诗更得杜诗风韵。     

泥舟入海 埃利都史前“艺术”与苏美尔“文明”源起初探

本文从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市埃利都的黏土小舟模型入手,通过对这件“文明”之前的“艺术”作品在材质、技艺、风格、观念等角度的分析,结合考古原境与神话文本,探讨苏美尔观念中造物以存神、赋形以授命的基本模式,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发展的动力,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