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发现的藏文文书试释

前言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万卷古写本中有很多藏文写本。与汉文写本一样,大部分仍是佛典,这些佛典有的横写在藏式贝叶上,有的用墨笔写在中国纸上。而且发现有很多的公私文书类也和汉文写本一样混在这些佛典中。只有把这些佛典和文书都看成是吐蕃占领时期(782—847年)在敦煌写的,或是在其他地方写的文书被带入敦煌的,否则很难找出在敦煌发现这些文书的理由。即使将来发现其他时期的文书混于其中,那也极其例外,而从书写材料和字体等大概也容易辨别出来。而且,这种例外存在的本身,也应该是需要研究的文书。     

敦煌莫高窟学术编年（下）

敦煌莫高窟学术编年（下）傅振伦中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刘师培据伯希和盗去的写本照相片,写《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一卷公布在《国粹学报》。邓实等辑《古学汇刊》第一集（目录类）,由上海国粹学报社排印,中有清季诩灼所撰《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一...     

唐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

关于唐代变文的研究,经过许多敦煌学者的努力虽巳取得很大的成绩——例如《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论文录》的出版就反映了我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争论。变文的形成,民间变文和俗讲、佛经变文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变文形成于民间,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产物,有的认为俗变来源于经变,变文是寺庙俗讲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民间文学而形成的,实质上认为来源于寺庙俗讲。我认为要把变文形成及其与俗讲关系弄清,必须从宏观上对唐代民间文学和寺庙俗讲做一全而的考察分析并给以具体的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本文试图从这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由于对变文材料阅读的不够,文中的一些论点例证,不免有错误失当之处,敬希研究变文的学者,不齐给以指正批评。     

后唐李延范《敦煌新录》辑考

本文主要对后唐李延范纂《敦煌新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辑考,共辑得群书征引该书佚文7则,其中有4则群书既引作《敦煌实录》,又引作《敦煌新录》,另有2则内容,群书征引仅作《敦煌新录》,前辈学者或辑作刘昞《敦煌实录》,或辑作刘昞《敦煌新录》.经过考辨我们发现,该书并非刘昞《敦煌实录》,更不是刘昞《敦煌新录》,而是后唐李延范所纂《敦煌新录》.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缀合示例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敦煌俗文学作品叙录

整理者按:2008年11月,承章景怀先生厚谊和柴剑虹先生的热心联系,启功先生珍藏的敦煌学资料入藏国家图书馆,包括<敦煌变文集>手稿及敦煌俗文学作品叙录等未刊稿.其中叙录共计十件(有两件系同一篇),写于竖行文稿纸上,均为启功先生手书,并有亲笔修改.文稿装于一信封中,信封上有先生毛笔手书"燉录清稿"四字,并列有目录.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介评

<正>敦煌文献中的藏文文献是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包括佛教典籍、契约文书、历史记录、法律条文、仪式仪轨、民间故事与传说等,对于全面认识西藏历史、诠释藏族文化、研究汉藏交流的意义重大。流散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中,以法国、英国数量最多,又以1908年伯希和从敦煌盗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文文献价值最大。王启龙教授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以下简称“《目录解题全编》”)(2021),成为连接学者与敦煌藏文文献之间的纽带,     

可洪《随函录》与汉文佛经校勘

五代可洪撰写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是一部对佛典中出现的字进行形体辨析、读音标示、意义阐释的书。该书内容极其丰富,除了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价值外,于古籍,尤其是汉文佛经的校勘整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分析了十个例子,意在引起学界对该典籍的关注与重视。     

后藏寺庙巡礼

日喀则地区的寺庙众多,建筑风格各异,寺庙内遗存颇多的物珍品。扎什伦布寺败宇毗连,群楼叠叠。金碧辉煌,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夏鲁寺的建筑是藏汉民族艺术的结晶;白居寺是江孜平原上一颗光彩夺目的艺术明珠;萨迦寺在西藏宗教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有“第二敦煌”之称：热拉雍仲林寺是西藏苯教重要寺端之一;还有珠峰脚下的绒布寺。这些寺庙有的属于国家级,有的属于自治区级重点物保护单位。     

浅谈吕澂的佛教目录学成就

吕澂是当代著名佛学家,致力于佛学研究几十年。他在参与佛典的编校工作中,积累了关于佛教典籍的丰富知识,在佛教目录学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独特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藏经目录的还原、对大乘经的分类以及对疑伪经的简别三个方面。     

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是已故著名学者王仲荦先生的遗著。本书是一部对我国文化宝藏—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地志、图经残卷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著作。这些湮没千年而得以重见天日的残卷,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上的罕见...     

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补校

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敦煌变文,是民间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由于敦煌变文在文学和语言上的巨大价值,早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1957年,王重民等六位敦煌学老前辈把散佚在伦敦、巴黎及国内各地的单篇变文汇集整理成第一部集大成的敦煌变文专集——《敦煌变文集》,从而给敦煌变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苏联所藏的变文写本,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未能在国内刊布,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绍良、白化文二先生编《敦煌变文论文录》,     

俞泽箴整理敦煌写经日记辑录

俞泽箴(1875-1926),字丹石,号德孟,浙江德清人.俞平伯堂叔.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任无锡竞志学校教员、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等.1919年11月至1926年7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曾任"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室"负责人,直接参与了敦煌写经的整理、编目工作,为早年的敦煌学研究做出了贡献.1931年3月,署名"陈垣"的<敦煌劫馀录>,就是根据他们的编目,录副编排出版的.俞泽箴参与了整理唐人写经的全过程,在他的日记手稿中,多有记载.读他的日记,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前辈学者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而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的工作过程.正是他们前赴后继的努力追求,才为今天的敦煌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现征得俞氏家族亲属的同意,将俞泽箴日记手稿中有关整理敦煌写经的部分辑录出来,另名为<俞泽箴整理敦煌写经日记>,并加以适当的注释,供专家、学者参考.     

圆仁求法目录所记五台山石刻考

隋唐时代是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重要时代,日本全面学习隋唐文化,其中日本来华的求法高僧尤其值得注意.今存日本的大量早期汉籍文献,往往是他们由唐土携回日本的.东来求法诸僧当中,圆仁(794-864)最为著名,他巡礼五台、参拜长安诸寺,求取了大量的法宝、典籍,曾编为《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和《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编成在后,著录经籍最多①.圆仁在五台山巡礼时曾抄写经卷②,礼拜佛像③,临摹图画④,摹写碑文,故所编《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包含了以上这些巡礼活动所得文献.圆仁抄录的五台山石刻也著录其中,惜不见于历代石刻著录.今特举出此五种石刻,结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⑤、《行历钞》⑥、《广清凉传》⑦、《宋高僧传》⑧、《净土往生传》⑨、敦煌文献等,考证其来源和本事.     

敦煌寺院中的“都头”

敦煌寺院中的“都头”田德新敦煌遗书中记载的“都头”大多指世俗政权中的官职。但我们在翻阅遗书过程中却发现：在敦煌寺院中也存在着“都头”一职,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以往论述敦煌寺院僧官制度的论著中,我们常看到有关都僧统、都僧录、都教授、都僧政、都法律、都...     

敦煌龙兴寺与其他寺院的关系

本文对敦煌龙兴寺与敦煌地区其他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龙兴寺是敦煌地区佛教僧团的最高管理机构都僧统司的驻所,成为都司的象征,统属着其他寺院;龙兴寺也是都司下属机构经司的所在地,掌管着敦煌的官经,成为敦煌地区佛典贮存与流通的中心;龙兴寺还是沙州第一大寺,无论是寺户还是僧人数量都是相对较多的。所有这些都说明龙兴寺是沙州首寺,在诸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也谈《佛说要行舍身经》与三阶教的关联

《舍身经》是一部宣扬布施身命的佛典,突出强调了生施。虽然《舍身经》包含"舍身尸陀林"这层含义,但在信行禅师开创三阶教之前,林葬就早已存在,它不是三阶教特有的实践方式。《舍身经》所说的"普"是指"普及一切有情",而三阶教的"普"却有特别的含义,尤其特指普法普敬,两者所指不是一回事。三阶教典籍目录乃至相关资料未曾提及类似《舍身经》的典籍,而且三阶教教义中没有对舍身的相关论述。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舍身经》是一部宣传三阶教教义的经典,就目前资料看来其与三阶教没有什么关联。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对国际敦煌学的贡献

此文论述了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俄文名缅希科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对国际敦煌学作出的杰出贡献,指出他从1957年至2005年近五十年间,积极从事中俄文化交流和俄藏敦煌文献的编目与写本研究。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凭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比较扎实的汉文化基础,率先带领小组成员,突破其他国家专家按卷号编撰敦煌写卷目录的局限,编写出第一部俄藏敦煌汉文写本的分类叙录;也是第一位到中国高校研修、第一位到敦煌莫高窟实地考察,并主动与中国各地敦煌学者进行交流的俄罗斯敦煌学家;又是第一位与中国出版社通力合作编撰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图录的俄罗斯专家,还是第一位从事敦煌变文研究与王梵志诗翻译的汉学家。     

敦煌遗书《佛性经》残片考

本文认为敦煌遗书中新发,晃的《佛性经》残片为佛教化摩尼教典籍,或是以摩尼教思想为核心,掺杂佛教因素的具有混合性质的经典。该《佛性经》即《开元录》卷一八所载伪经《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本文并就《佛性经》第八品残文所表现的摩尼教解脱观和轮回观进行了梳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