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藻与《北戍草》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传教即是其中一项内容。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的法国教会残虐婴儿,拐骗幼童,激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处理此案时,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者,枉杀民众20人,充军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发遣黑龙江当差赎罪,赔偿白银497285两做为修建教堂和抚恤费用,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道歉。     

也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１日）天津城内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由于此案是法国领事丰大业率先三次向中国官员（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打伤刘杰跟丁高升所触发,法国外交官是天津教案的肇事者,后又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因此清廷十分...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教案的考察

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即群众反洋教事件,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史上的大事。自从外国大炮轰开中国大门、西方传教士伴随侵略势力深入内地以     

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的不满

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后实杀16人）,流放25人,府县官革职充军,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谢罪”而结案。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现代法理评析——读唐浩明《曾国藩·黑雨》

清朝咸同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连发教案,而天津教案因死人之多,闹事之大,尤为引人注目。中兴名臣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因天津教案,清廷令曾氏驻节天津,悉心专理。该案事关多国主权,涉及清朝督、抚、道、府、县数级官员和方圆百里地方百姓,尤其是当时还存在国内士大夫阶层和民众爱国排教情绪高…     

有关乾隆朝大教案的几个问题

乾隆四十九年(1784),有4名西方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准备潜往内地,秘密传教。他们在中国教徒的护送下,由广州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官府抓获。乾隆得知後,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私入境内的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这就是名的乾隆朝大教案。     

清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考

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自此后,法国传教士于同治末年来到黑龙江呼兰地区传教,曾酿成多起影响重大的"呼兰教案"。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起因主要是由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侵犯到当地旗民利益,偏袒保护教民,造成旗民和传教士、教民间的对立,酿成"盗卖土地致使传教士杀人案",此案严重损害当地旗民利益,对当地旗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芜湖暴动

本文选自《华北捷报》编辑部1892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1891年中国的排外暴动》(Anti—Foreign Roits in china in 1891)一书第一部分。该书是一部资料与论文的合集,其中第一部分“有关暴动的一束报道”,大都是摘录各地传教士与该报道讯员的信件或报道稿,作者以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身份,对1891年间中国各地、尤其是长江流域发生的数十起重大教案,作了一些记录。这些信稿,作为来自教会和列强方面的原始记载,和中国官方文献及私家著述互相印证,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教案——反洋教斗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中对于中国民众的污蔑之词,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对儒学教育的地方性适应——以宁波崇信义塾为例(1845—1867)

1845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建立崇信义塾。最初通过儒学教育,传教士试图在学校的外国色彩和本土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不过在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宁波地方士人、儒学教义与一般民众之间存在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后,他们将士人划入"无法教育"的一类,转而争取下层社会。与之相应,在19世纪50年代后,传教士开始逐渐调整办学思路,通过雇佣华人基督徒出任教师和引入罗马字注音系统,儒学教育在义塾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渐趋边缘。     

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苏元春与永安教案

永安教案是1898年发生在广西永安州的一起宗教案件,法国传教士苏安宁及两名中国教徒被杀。苏元春为当时的广西提督,他对教案的发生有间接的影响,而对教案的处理起决定性的作用。     

苏元春与永安教案

永安教案是1898年发生在广西永安州的一起宗教案件,法国传教士苏安宁及两名中国教徒被杀。苏元春为当时的广西提督,他对教案的发生有间接的影响,而对教案的处理起决定性的作用。     

晚清摄影人闻知录

晚清照片传世者不少,为研究当时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形象资料,但很少有人注意这些照片的摄影人。本文对晚清照片的摄影人做一初步考察。大体上可分五类:1.随侵略军到中国的摄影记者或摄影爱好者;2.短期来华的外国旅行者、探险家;3.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工程师、教师、海关官员、常驻记者、汉学家等:4.营业摄影师(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5.国内的业余摄影爱好者。     

“奉旨归堂”:康熙宫廷西洋教士寻求皇帝宽容天主教的活动(1669—1671)

康熙八年(1669年)三月,西洋教士南怀仁以"监督历法"身份掌钦天监,意味着西洋历法重新得到朝廷认可。尽管如此,天主教并未得到弛禁。宫廷传教士努力寻求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两年之后,在杨光先教案中被逐至广东的西洋教士得以"奉旨归堂"。本文利用中西文献,研究西洋教士重掌钦天监后,实现地方教士"各归本堂"的过程,不仅剖析宫廷传教士为推动朝廷宽容天主教,周旋于皇帝、礼部和满汉大臣之间的策略和人际环境,而且揭示出皇帝与官员大臣的态度和反应。     

《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

正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颁令禁止天主教之后,明清之际活跃的天主教传教活动逐渐转入"地下"。在清方档案里,天主教被称为"西洋教""洋教""邪教",其事迹混杂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教案中,传教士重新公开进入中国本土则要到鸦片战争之后。~(1)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口岸活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从此天主教、新教(以下同时称呼时作"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传     

二十世纪初西方教会在广西创办的两家书局

二十世纪初西方教会在广西创办的两家书局陈相因１８４０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华传教的自由,一时间,西方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各省活动。他们在各地城乡修建教堂、学校、医院,还开办出版印刷机构,为传教服务。２０世纪初叶,广西出现了...     

山西义和团斗争重大事件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起来越猖狂。到19世纪末,欧美天主教、耶稣教、沙俄东正教等在中国的传教士即有3300多人,入教的中国教徒达80多万人。1840年,山西全省只有天主教徒七八千人,到1900年即发展到31000人,遍及93个州县。有教堂     

李星沅与"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系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起教案。英国领事阿礼国欲乘机突破原有条约框架的限定,谋取更大的利益;中方处理此事的主要人物为两江总督李星沅,他曾亲身接见前来违约“投诉”的巴夏里。李星沅在本次教案中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当时清朝官员观察中外关系的视角和处理中外交涉的手段。通过此教案可以看出,清朝官员在处理中外交涉时,仍然处于完全的劣势。     

再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兼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津门篇

再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兼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津门篇朱东安清同治九年五月（１８７０年６月）天津民众为什么要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被视为“此案关键所在”的迷拐幼童一节,究竟是无根之谣,还是证据确凿的事实？这本是多年来早已弄清的问题,且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