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俄国公社的结构及其演变

18——19世纪是俄国公社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俄国公社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组织结构始终是稳定的。直至20世纪初,俄国公社仍为俄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基层组织。其原因何在?笔者拟略抒管见。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构成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随着16——17世纪俄国农村大片土地或被封建主分割占有或被沙皇政府作为封地和     

巴黎公社的“公仆”思想

巴黎公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虽然它仅存在72天,但留给后人许多宝贵遗产。它所推崇的“公仆”思想,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一、公社“公仆”思想的历史渊源公社“公仆”思想渊源于法兰西的民族传统,更直接来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1789年的大革命。巴黎公社继承了法国历史上的这一精神财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新的内容,从而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公仆”这一概念首先源于“公”的概念。“公社”、“公民”、“公仆”都由此衍生出来。作为政权来说是“公社”,在这种政权下生活的自由人称为“公民”,为公…     

人民公社备忘录

在时下的语言中,“公社”这个词几乎已经消失。现在的年轻人不知公社为何物,也很难想象农民在受束缚的条件下如何生产和生活。但是,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制度模式和中国农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它伴随着数亿农民度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公社给国家带来过稳定和安宁,给社会带来过秩序和道德,给农民带来过憧憬、理想和失望。公社接纳过成千上万的城里人,他们是工人、干部或者知识青年,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多少人为公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多少人因公社受尽了凌辱和磨难,多少人被公社束缚了智慧的翅膀,多少人在公社在编织了自己生活的经纬……     

墨西哥的村社

根据墨西哥宪法,墨西哥最基本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主要有三种形式:小土地所有制,公社土地所有制和村社土地所有制。前两者,我国学者都很熟悉,且有不少论著述及。对村社却鲜有所闻,特别是墨西哥的村社制度。事实上,村社制是墨西哥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制度,也是墨西哥农村中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半个多世纪来,村社在保持墨西哥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村社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几十年来墨西哥农村的深刻变革。     

南江路

一、迷途 1969年夏天,我在乌当区羊昌公社当医生时,遵循“一根针一把草”的农村办医方向,公社派我带领19名赤脚医生组成的采药队,到毗邻的开阳县南江河采了10天的草药。 南江河流经开阳县南部。我们乘车到哨上公社境内一处路口,下车后根据当地人指点,向     

插队落户的日子

1976年舂夏之交,我和所有城镇高中毕业生一样,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来到了革命老区湖南郴州资兴龙溪公社中塘大队插队落户。     

广东侨乡土地改革的偏差及其纠正

一土地改革是一场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变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社会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在祖国大陆的全面展开,使得长期铭刻于广大侨胞心中的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宿愿成了现实,     

知青的革命化春节

1968年仲夏,在“杀回老家闹革命”的一片激烈闹剧中,我与同学从湖南辰溪沅江机械厂(861厂)工业学校被遣返回沅陵一中初中部读书.当年11月1日,我与大多数“老三届”青年学生一道,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号召,下放农村当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到沅陵县凉水井公社枫香坪大队(今松山边村)檀木岭生产队.     

西周土地制度新探

一关于西周的土地制度,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它是“奴隶主土地国有制,也可以说是土地王有制。”①我们认为“王有制”的提法,既不能深刻揭示西周土地制度的内在本质,也不能准确表述它的外部特征。科学的提法应该是: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以贵族等级所有制为法权外壳的公社共同体公有制。     

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

仰韶文化早期,社会组织是以氏族制为基础的,属于母系氏族公社的高级阶段;到了中期,家族公社较前发展,社会性质应是父系氏族社会,父系制在多数地区已经形成;在晚期,家族公社所有制已经发展起来,父权制在各地区均已确立,并在大部分地区已开始达到酋邦(或古国)时期,文明基因已经孕育.     

改革开放初期河北省高阳县社队企业转型和农村私营企业兴起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社队企业在集体所有制下实现了较快发展。农业实行包干到户之后,社队企业迅速转型,或直接转化为个体、私营企业,或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社队企业转型与农村私营企业兴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前者成为后者的起点。社队企业向农村私营企业的转型为以后城镇中小型企业转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对1984年以前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是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在农村出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生事物。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集体副业、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它们是中国社队企业兴起的基础。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社队企业大规模出现。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社队企业一直步履维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社队企业才开始快速发展,并为新时期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社队企业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队企业的历史地位不容忘却。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

自留地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由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补充性的土地经营制度。它经历了反复几次的"放和收",最终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实施而基本定型。自留地是社员拥有的具有长期使用权和相对完整收益权的自由小天地,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工会法律地位的演进看工业化时期英国政府劳资政策的嬗变(1799—1974)

自1799年《反结社法》颁布至《1974年工会和劳资关系法》出台的近两百年间,英国工会的法律地位经历了从非法状态到被有限承认再到享有法定特权的漫长历程,伴随着工会地位的这种转换,英国政府的劳资政策也相应发生了从立法打压到建立仲裁调解制度再到确立集体谈判制度的历史嬗变。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农业公社问题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是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并且在探讨人类历史上公社发展阶段的同时,提出了农业公社的概念。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经常把农业公社与农村公社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农业公社的特点就是农村公社的特点。这不仅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公社发展阶段的认识。本文认为,《复信草稿》中的农村公社与农业公社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两个概念,农业公社的提法是马克思的一种新的理论尝试,但其本身并不成熟,马克思最后放弃了农业公社的提法。     

释易

古字中的“易”字可分析为从“肜”从“皿”。“肜”是“不绝”议,“皿”是“器”之义。许慎说“易”象蜥蝎,其说不确。     

“乙密”补释

《太平经》中“乙密”一词,学界对其意义看法不一。通过汉文佛经语料,可证“乙密”意思是“细密、仔细”,释为“隐密”是不妥的。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