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汉罗家坝遗址M33的年代与墓主社会地位

宣汉罗家坝M33是一座典型的巴蜀文化墓葬,该墓包含了楚文化、中原文化、燕齐文化等多种外来文化铜器。在讨论了中赵甫墓、大黑汀M1、相家庄M6、辛店M2等相关典型墓葬年代的基础上,指出诸外来铜器年代最早者可到春秋晚期,最晚者为战国中期早段。在此基础上,结合巴蜀文化铜器和陶器的演变情况,可知该墓年代以战国中期早段(前395~前356年)为宜。从墓葬形制与规模、外来青铜器和土著青铜器的数量情况来看,墓主应为高级贵族。     

关于宣汉罗家坝巴墓发掘的几点看法

M33是一座等级比较高的墓葬,随葬品当中以巴蜀文化特征的器物为主,铜器有鍪、釜、尖底盒、戈、矛、剑、钺等,陶器代表性的有尖底盏、喇叭口罐等,其次是楚文化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鼎、敦、壶、缶、簠、甗等水陆攻战纹铜壶为中原风格的铜器.综合该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当为巴文化墓葬无疑.该墓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中的铜鍪风格为垂腹,与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中医学院、京川饭店等战国早期墓出土的形制相近,尖底盒多见于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钺为战国早期直腰式风格,战国中期以后的钺腰内束,陶器中的尖底盏小而腹浅,多出在战国早期的巴蜀墓葬中,到战国中期左右,豆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尖底盏,喇叭口罐与战国早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商业街船棺的同类器相近.从铜簠的形制看,为战国早期的特征,与当阳赵家湖楚墓第五期开始出现的陶簠相近,球形铜敦与当阳赵家湖第四期春秋晚期的铜敦比较接近,过去巴蜀墓葬中也有发现,如成都中医学院、金沙巷、新都马家大墓、绵竹船棺(M1)等,年代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铜缶与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出土的22号盥缶、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铜缶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缶形制相近,与淅川下寺春秋中期和新都马家战国中期大墓出土的缶有所区别,甗也近似于曾侯乙墓出土的甗,综合分析,将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比较合适.     

贵州古代远航考

贵州内河有水运活动记载的,开始于战国,当时贵州大部为夜郎。夜郎北与巴、蜀两国为邻。巴蜀领土也包括今黔北部分地区。巴、蜀以北为秦国。今黔东一带,则属于楚国的黔中地。列国中秦、楚较强。两国的对外扩张,对贵州东部及北部河流水运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公元前三一八年,秦先后灭蜀和巴。此后几次东向伐楚,都利用水运优势。特别是公元前三○八年秦将司马错率师向楚进攻,共出动了巴蜀民众十万人,米粮六百万斛,载以巨舟万     

河北张家口宣化区燃料公司战国墓M3发掘简报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燃料公司地点战国墓M3系2011年发掘,该墓具有战国中期燕文化墓葬典型特征,出土器物较为丰富,既有鼎、豆、壶、盘、匜等较多中原式仿铜陶礼器,又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双耳鼎形罐等,文化因素构成较为复杂.该墓的发掘对于丰富燕文化遗存,深入揭示燕文化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厘清本地区东周时期历史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宣汉罗家坝墓地再研究

宣汉罗家坝墓地的年代当在战国中期至战国末期。墓葬形制、葬具与葬俗,以及随葬品的器用特征显示,罗家坝当为蜀文化墓地,而非此前公认的巴賨文化墓地。达州宣汉一带在历史时期地理优势突出,战国中期早段M33的突现为《史记》所载蜀伐楚及取南郑的两次军事行动提供了考古学证明。秦灭巴蜀前夕,开明蜀国盛极而衰,无力东顾,罗家坝邑聚因此骤然贫困化。秦灭巴蜀至战国晚期中段,正值秦楚在长江一线的拉锯,罗家坝的军事组织因此得以保留。只是墓地的平民化特征依旧突出,且蜀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反映出秦对巴蜀既笼络又防范的统治政策。白起拔郢,楚国东迁,次年张若又取巫、黔中,罗家坝或因此彻底失去了作为军事驻地的价值,故在战国末期前后已经趋于废弃。罗家坝墓地的案例为从考古学本位出发界定与区分巴、蜀文化提供了突破口。     

猎宴雄风 中山之韵——战国中山国狩猎宴乐图铜盖豆赏析

青铜豆出现自商朝晚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达到鼎盛,作为重要礼器,与鼎、壶组合随葬于大中型墓葬之中,一直延续至两汉时期才最终消失。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狩猎宴乐图铜盖豆便是一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青铜豆。     

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组玉佩刍议

涪陵小田溪M12出土有33件单个饰件,根据它们在墓葬中的位置可复原为一组组玉佩。本文通过对各组件年代、来源的分析以及与其他组玉佩比较,认为该组玉佩以玻璃珠起首的串组风格与楚地组玉佩相近,各组件主要来自楚地,少数可能出自本地,战国晚期在巴蜀本地连缀成组。小田溪M12的年代不会晚到秦乃至西汉初期,应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成都下东大街遗址战国时期文化遗存清理简报

下东大街遗址是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重要的发掘工作和收获,时代自战国至明清,跨度大,内涵丰富。战国时期文化遗存出土大量陶器,其中尖底盏、绳纹圜底釜、圈足豆、平底钵、釜式三足鼎等具有强烈的巴蜀文化特征。     

巴蜀戎事考

巴与蜀都是尚武的民族,其戎事载于史乘者,不绝如缕。巴在历史上曾与商、楚、蜀、秦发生过战争。蜀在历史上与商、周、秦、楚、巴及青衣羌等西南少数民族发生过战争。巴蜀军队的主要兵种是善于近战的步兵,而皆无车兵与骑兵。巴蜀皆有水师。步兵或水军都是以五人为基本战斗单位。巴、蜀均有其根据军事态势而设立的军事据点,巴的军事据点分为东西两线,蜀的军事据点分为南北两线。     

曲颈壶小考

曲颈壶多被收录于宋、清时期的金石学著作中,时代一般定在周或汉,考古所见不多。据山西侯马虒祈M2129所出结合铜蒜头壶的考证,可知其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是秦文化的典型性器物。     

略谈先秦时期关中与汉中之交往及其道路问题

关中自古土地肥沃,有四塞之固.《史记·货殖列传》说其“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是传统的农业地区.汉中亦沃野,自然条件与巴蜀相似,《禹贡》说其产“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等方物,主要是金属、玉石、皮毛之类,与关中之产正好互补,这就导致了贸易之往来.汉中又是关中与巴蜀之间的跳板,也可浮汉江东下荆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也是不言而喻的.     

河南淮阳平粮台战国楚墓M17发掘简报

197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淮阳县平粮台楚墓M17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铜器、陶器和玉器等。铜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罍、匜、壶、洗、勺;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盒、壶、豆、敦、簠、匜、钫。墓主人身份为低级贵族。该墓为研究淮阳一带战国晚期楚国墓葬的葬制葬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

五龙公社机砖厂位于大邑县城东南2公里。这里是一处高出周围农田1—2米的平坦台地,台地西南为汉代以前的古河道,台地上曾发现历代墓葬。1982年4月、8月和1983年1月,我们配合砖厂取土先后在这里清理了五座土坑墓(图一),除M5为西汉残墓外,M1—M4均为典型的战国巴蜀墓葬,葬制、葬具及出土器物都颇具特色。现将四座巴蜀墓葬简报如下。     

舒城九里墩墓年代与国别考

舒城九里墩墓中出土有一批战国早期青铜器物,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45年之后。墓中所出的青铜礼器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墓主人应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今舒城可能为其封地;墓中虽亦出蔡、钟离二国器物,但此二国距舒城甚远、时代亦不符,可能为楚灭蔡、钟离二国后所得战利品。     

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时间和路线

佛教在大致相当的时间从北方、南方传入中国,在东汉中期、明帝之后从长安、汉中方向南下入蜀,先至川西,东渐巴渝.胡人不等于胡僧.巴蜀地区早期佛寺的出现当在蜀汉晚期.佛教入蜀,比吴地佛教西渐荆州稍早.东汉以前滇缅通道是存在的.滇、蜀早期佛教应有来往.     

芦山的东汉石刻

芦山的东汉石刻李军芦山县远在新石器时代,即有氏族部落繁衍生息,从事狩猎和农耕。这已为县境内大量出土文物所证实。夏禹、商汤时为梁州之域,周属雍州;春秋、战国时为青衣羌国地①,公元前３１６年②,秦并巴蜀即为秦地,后置郡县,在蜀郡１５县中,即有青衣县（今芦...     

淮滨王岗楚墓出土公子戈及相关问题

公子■鄝公戈应系春秋晚期楚器,器主公子■系楚昭王或楚惠王子,曾任鄝县县公。淮滨王岗M1的墓主或即公子■,亦即鄝公,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蔡公子吴戈应系公子■即鄝公在灭蔡战争中所获的战利品,死后以其随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鄝公鼎和缶的"鄝公",亦应指楚鄝县县公,而非鄝国国君。王岗楚墓所出有关材料与包山简等所载楚鄝县的有关情况可互相印证,互为补充。     

湖北松滋县清理了一批战国墓葬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湖北分队,为了配合国家水利建设工程,进行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最近在松滋县洈水工程中,发现了一批战国墓葬,一共清理了属于战国早、晚期的墓葬30座.获得了出土文物二百余件;其中铜器有戈、矛、剑、镞、洗、匜、壶、勺、镜、璜以及车马饰等.陶器有鼎、豆、敦、壶、鬲、葬、勺、盒等.特别是在一座木椁墓中,出土有精致的漆羽觞、玉壁、     

楚文化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楚考古发现与研究对楚文化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从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开始的,此次共发掘160余座墓葬,其中战国楚墓73座~([1])。湖南省博物馆又在长沙先后发掘了千余座楚墓~([2])。当时根据长沙楚墓出土的陶器,开始把春秋楚墓与战国楚墓区别开来,将鬲、盂、罐组合的墓定为春秋时期,将鼎、敦、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时期,将鼎、盒、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晚期或西汉初年。这是最早对楚墓的分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楚墓的分期多参照此标准。     

服色文化与君臣权斗——汉初服色“外黑内赤”新论

秦始皇统一六国,服色"上黑";汉王刘邦王巴蜀、汉中,色"上赤",最早至高祖五年袭秦德"色上黑"。文帝前元十四年改为"外黑内赤",这不仅是秦、楚集团调和的产物,更蕴含新兴皇权与秦、楚集团的博弈;至武帝定服色"上黄",汉代服色基本定谳,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主宰。汉初服色改易过程虽然隐含着秦、楚集团博弈与调和,但更多体现的则是新兴皇权与旧有权贵间的权力争夺;服色的变化与选择旨在建立强大皇权和维护皇权正统性,服色改易的过程同时也是臣权衰退、皇权强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