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罗让碑》是反映唐末魏博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唐末魏博的多次变乱,反映出魏博内部军将阶层与牙军之间的矛盾,牙军自利与保守的性格,使魏博在唐末乱世中失去了扩张的动力。神道碑是唐王朝确立君臣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中晚唐河北的巨型碑志成为藩镇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罗让碑》建立的前后因果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罗弘信出身低微,有意在碑文中宣扬唐廷的恩遇,并造作符谶,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罗让碑》形制上僭越与文字上恭谨形成的对比,忠义意识传播与藩镇半独立地位之间的张力,都反映出中晚唐河北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     

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江浙行省乡贡及进士在元末明初的动向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与中原的儒家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而元代的科举举行的时间很短,录取人数少。元代科举共分三级考试,最基层的考试是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录取的士人被称为乡贡,而廷试录取的士人被称为进士。江浙行省的乡贡及进士在元末明初这个特殊时期或战或降或隐居,本文就对其动向问题加以简略探讨。     

唐《史孝章墓志》研究

洛阳新出土的《史孝章墓志》,记志主为阿史那氏,服儒尚学,是业已华化的突厥贵族后裔。中晚唐时期藩镇林立,从志主父子的婚姻情况可见结织姻亲的网络是各节度使之间交好邻邦、相互助应的重要措施。安史乱后,两河藩帅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反抗朝廷。在宪宗朝实施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的混乱局势下,史孝章明于时势,避开内讧,忠诚朝廷,自保节度之位。墓志可补苴两《唐书》本传记载之简略。     

分镇与徙治——兼论中晚唐藩镇与州的博弈进退

中晚唐藩镇建置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裂地分镇,藩镇碎化造成数量日增而辖境大减。分镇使一批属州变成治州,地位大为提升,新藩镇所领属州数目骤减,相对分镇以前其比重与实力均有增强。同时,徙治使治州与属州角色转换,原本实力平平的属州,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实力飞跃,甚至超过原来的治州。分镇与徙治逐渐发展,客观上促使藩镇渐弱而属州渐强。北宋太宗时,能够彻底废除藩镇,实现全国诸州直属朝廷,可从中晚唐分镇与徙治中一窥因由。     

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

在南宋高宗朝的科举试策中,与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有关的"故事"频繁出现。以光武中兴的"古典"来晓喻现实政治中的"今事",成为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一个模式化情节。究其原因,这与高宗君臣借由光武故事的讲述进行中兴形象塑造和政治宣传密切相关。科举试策中的光武叙事,也进一步助推光武故事在朝野的传播和接受,成为宋高宗"中兴"的"声音"与"形象"在士人群体中获得响应的表征。试策中的模式化叙事,是观察帝制时代科举、政治和士人生活等交互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晚唐魏博镇女性形象的考古学观察——以安阳晚唐墓壁画为例

安阳地区在中晚唐时期属河北三镇之一的魏博镇。近年来,在安阳发现了三座晚唐大和年间壁画墓,绘有多个女性形象,身份多是家居仆侍。这些女性的服装阔大,发式多样,妆容奇特,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结合相关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传世画作,对壁画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观察分析,可以了解晚唐时期魏博镇女性的服饰、发式、面妆及生活风貌。     

新出土唐令狐楚家族两方墓志探赜

西安南郊长安区新发掘的两座唐墓中出土了两个令狐楚家族成员墓志,墓主分别为成通六年令狐缄与乾符五年令狐钧夫人河东裴氏。通过对出土墓志及文献的整理研究,对令狐楚家族成员墓地及中晚唐时期科举入仕历官等问题浅论探赜赏要。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景观与地方认同的建构——以桐城龙眠山为例

自然景观可以经由人的活动变为文化空间,反过来对地域社会产生影响。桐城县北郊的龙眠山凭借李公麟等乡贤的文化赋值和优美的自然风景,成为桐城的重要“景观”,对桐城的日常生活和家族发展影响深远。随着地域社会的发展,“龙眠”这一文化意象融入士人的身份意识和地方文献的编纂中,成为构建地方认同的工具。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桐城士人围绕龙眠山进行的日常活动和历史书写,探究自然景观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景观在构建地方认同中的作用以及景观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     

元代科举中的多族师生与同年

本文为笔者元代多族士人圈形成研究的一环。笔者认为:元代中期一个多族士人圈业已形成。各族士人之间具有密切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互动。科举中的师生与同年关系即为社会网络的一环,亦为文化互动的基础。本文首先显示元代科举为一多元族群机制,其次证明历科师生为联谊或其他目的而举办集体活动。再以延祐二年(1315)及元统元年(1333)两科为例说明历科考试各族师生、同年之间平时亦多个别交往,反映于诗文之中。本文显示:科举制度的采行虽然在元代政治上所起作用不大,却是多族士人圈加速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座主、门生、同年关系超越族群藩篱,成为多族士人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一环。     

宋代吏风初探

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好坏,往往与吏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不同于汉唐社会的历史特点。在政治上,随着“重文轻武”、科举取士等政策的实施,中央集权得以进一步加强化,士人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在...     

心怀天下 进退皆忧——从科举制度的变化看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

宋代以科举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入仕方式的演化,士人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互为表里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入仕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与王朝利益即国家社稷的利益,在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     

宋代士人落第后的选择

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比前朝大为增加,士人落第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在科举诱惑的影响下,有的继续从事举业,有的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官僚队伍,而大部分人因为财力等各种原因从此与科举无缘。宋代统治者推行崇文政策,优待士人,提高文官待遇,自上而下形成一种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文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本文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 (分四个时期 )的宰相为例 ,考察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 ,进而分析其变化。从四个时期宰相的入仕途径来看 ,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 ,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机率逐步衰落 ,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机率也大为减少。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诸色入仕和升迁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直到五代才略有下降 ,小姓兼进士出身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素兼进士出身 ,表明科举出身在诸色入仕与升迁过程中 ,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五代宰相中士族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科举出身者 ,说明在社会动荡中士族的门第已不及科第更能持久地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不衰、家族的不败。     

金初《王宗孟墓志》考

近年出土于河北邢台隆尧县的金初"故邢州尧山县主簿王公墓志铭",志文所述志主王宗孟的科场经历,反映出北宋一些士人在王安石变法中的遭遇,表达了对"王氏之学"及科举改革的反感情绪及对宋英宗皇后高氏临朝称制后,罢新法,复旧制,使士子"雨露恩沾"的称颂,对研究那段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试析唐代河北地区的胡化

唐代是中国封建化不断巩固的时期,然而在封建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河北地区却有一股胡化的潮流。隋末胡族的入侵,前唐东突厥的败亡与复兴,安史之乱之后形成河北藩镇集团是河北地区胡化的三个阶段。河北地区的胡化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分野,事实上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央集团和河北藩镇两个集团,加速了唐朝走向覆亡的过程,对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后期泽潞镇军事地位的变化

唐代后期,泽潞镇在唐王朝与河北藩镇的斗争中逐渐充当了重要角色。本文对泽潞镇辖区的变更进行重新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泽潞镇自建置以来至元和年间军事地位的变迁,认为在这期间泽潞镇由朝廷防御河北的要地演变成攻略河北的一枚重要棋子。而该镇军事地位的这种变化是与这一时期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朝廷藩镇政策的转变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