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

在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在适应和促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耦合机制、行政区划调整与农村城市化、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发展等四个方面;未来我国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重点是理顺撤县(市)设区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市辖区范围调整,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市制改革等方面。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生成机制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城乡关系变迁中的大都市政区整合与转型——上海案例

在工业化、城市化相互交织的进程中,大都市区城乡之间的权益矛盾关系极其复杂,行政区划调整成为调节城乡权益配置的重要政策工具,由此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行政区划调整也很频繁。本文以城乡关系变迁为逻辑主线,分析了上海市行政区划变更所面临的国家宏观背景变迁、战略调整,总结得出上海市存在"市管县体制"、市辖区切块扩张、撤乡改镇、整县改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模式,这些调整有利于国家推进工业化、都市化战略,并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将在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浙江嵊泗行政隶属关系调整及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上海市的行政区划也随之进行了相应调整,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市辖域面积的扩展奠定了当今城市的基本版图。期间,为保证鱼副产品供应,国务院曾将浙江省嵊泗人民公社划归上海市,后因台海局势发生变化,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又将之重新划归浙江省。这一变动不仅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嵊泗的发展造成了一些困难,而且对上海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功能的完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这一变动凸现出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对政治因素的考虑;其次,体现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城市功能日趋单一,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功能被严重弱化;最后,在长三角一体化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现实背景下,对于上海市与嵊泗的协作发展,应突破行政区划固有的局限和束缚,从更广阔的区域发展或大都市圈发展空间来思考、规划沪嵊之间的地区功能整合问题。     

转型期广东省地级市发展的困境与突破重点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密切,而区域发展又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达到。况且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是逐步到位的过程。因此,地级市的发展要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区域管治、改变城市型政区体系、理顺地级市的空间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     

从区的视角对"撤市设区"的绩效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在5年的时间里,番禺经历了“撤市设区”和被拆分为番禺区和南沙区两次大的政区调整。在如此大力度和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无论从广州市还是从番禺区的视角来看,“撤市设区”总体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受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撤市设区”只能作为整合区域资源的途径之一,其作用是有限的。从番禺区视角来看,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思维尺度,重视区域差异、对撤市设立的区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关注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有序、有度地推进农村城市化和提高农村城市化质量是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绩效的重要途径。     

广州纪事

8月1日 广州市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各有关区（市）经济、社会行政管理事务进行整体交接。各有关区（市）政府和区筹备组的负责人在交接仪式上签署了行政区划调整交接协议书。     

行政区划调整修志模式及其他

改革开放近30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一大批新型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催生了现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省、市、县(区)相应对所辖政区作出重大行政区划调整。江苏省的县(区)以下乡镇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就是其反映之一。比较常见的乡镇撤并,总的来说是乡的建置少了,镇多了;或者乡、镇都少了,     

历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规律

行政区域是国家进行分级管理所划分的地域单位和组织形式。两千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变迁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过程,行政区划的演变也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和规律性:每一套行政区划系统经历由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规律;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政区设置的变化;非行政区划单位向行政区划单位的转化;高级行政区划单位易变,基层行政区划单位较稳定;同一朝代的行政区划数目由少变多。     

空间生产视角下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元互动逻辑

在空间生产的视角下,行政区划调整不仅包括地域层面上对城市空间的重新划分,而且包括尺度层面上对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的系统重塑。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行动和权力、资本、权利的三重逻辑整合起来,可以为分析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一个全新的工具。在实践中,合作与互制是政府（权力）和市场（资本）的互动逻辑,监督与回应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利）的互动逻辑,嵌入与互渗是市场（资本）和社会（权利）的互动逻辑。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不仅是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且会不断重塑三类主体自身以及相互关系。     

城市群时代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界定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进入21世纪,我国进入城市群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济南市为例,通过构建多指标体系,在测算城市中心性强度值的基础上,利用扩展断裂点模型在GIS软件支持下勾勒济南在区外、区内两个层次的影响腹地范围。研究表明:受不同城市作用力影响,济南在区外城市间的影响腹地范围基本吻合山东省西部行政边界,与当前济南都市圈的范围基本一致;而区内腹地范围明显大于济南行政区划,形成了中心城市的高地效应。结合研究成果,对济南城市发展提出诸如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改善基础设施和加强都市圈建设等发展建议。     

中国省直管县市与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的改革研究

中国行政区划呈现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盟)、市-县(旗)、市-乡镇"的多层级状态。调整规模、减少层级、增强活力,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以及相伴生的政府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长期战略任务和目标。实施省直管县市体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它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行政区划调整修忘模式及其他

改革开放近30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一大批新型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催生了现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省、市、县（区）相应对所辖政区作出重大行政区划调整。江苏省的县（区）以下乡镇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就是其反映之一。比较常见的乡镇撤并,总的来说是乡的建置少了,镇多了;或者乡、镇都少了,新建的街道多了。以南京江宁区为例,原有9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2006年3月调整为7个街道办事处、2个镇。昔日的村民,一跃而为城镇的市民,不少村委会随之也变成社区居委会。     

山海并立：明清时期福建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与原则

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历史上福建行政区划的调整。晋代以降,福建地区的行政区划形成以晋安郡和建安郡为中心的山海并立格局,从宋代开始福建有了深层次的开发,其核心地带也逐步向沿海地区转移。经过明清两代的调整,虽然山海并立格局未被打破,但西部山区的重心日益向山海交界带靠拢,最终形成了今日福建省的政区形势。     

《永乐大典目录》所载行政区划勘误

《永乐大典目录》所收事目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明朝与前代的行政区划。现存《连筠簃丛书》所刻《永乐大典目录》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永乐大典目录》在这些行政区划的著录上存在部分的偏差。而刻本与抄本目录所载事目相同之处,也不意味着《永乐大典》正文便是如此,还应思考《永乐大典目录》与其正文的名实相符问题。因此,对于《永乐大典目录》中行政区划事目的勘误,可以从刻本、抄本目录“共误”之处入手,分析其中的行政区划单位错误与行政区划名称错误。从而进一步考察刻本、抄本目录各自的问题,由此深化对于《永乐大典目录》的整理工作。     

清代皖北地区行政区划及其变迁

有清一朝,皖北行政区划调整分直隶州与府的调整、裁并与析增州县、佐贰官的移驻外署几种情况。雍正时,针对皖北凤阳一府辖域过大、人口众多和距统治中心遥远而难以进行有效行政等因,析凤阳府而设泗州直隶州和颍州府,并又以周围至广、民风刁顽和命案多发而分寿州增设凤台县;乾隆时期,由于水灾毁城等因,又分别并临淮县归凤阳、裁虹县入泗州,迁泗州于虹城;同治年间,鉴于淮北壤阔民悍和捻军之乱等情,作为善后举措,清廷分蒙城等4州县设涡阳。同时,为加强控制,在区划不变的情况下,清廷又将各级佐贰官移驻外派。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末新疆地方行政建置演变

清末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使新疆最终形成“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的行政区划格局,为今天新疆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行政建置的调整是国家力量不断向新疆基层社会推进的结果,为国家直接治理新疆基层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尺度重构视角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演变的历程,剖析了各阶段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刚性的尺度调整工具,其发生周期、主要类型和动力来源嵌入在国家或区域为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尺度战略及其相应的尺度重构方式之中。广东省的区划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中央授权+中央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中央放权+中央收权"和"广东省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三个阶段性的尺度重构策略变动轨迹。此外,尺度重构可能体现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由于各时期国家、区域宏观战略的不同,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内容指向会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策略也将进行调整,使得不同阶段对各地域空间赋予的尺度重要性大相径庭。     

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分配与利用

清代滏阳河流域各县筑闸引水灌溉农田 ,但各县存在着激烈的争水矛盾。清代国家和地方政府发挥其社会职能 :调整行政区划 ,促进水资源流域内统一管理 ;建立分水制度 ,调节了共同用水和均平用水。这些 ,对今日北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行政区划变动与城市群结构变化研究——以宁夏中北部城市群为例

本文以宁夏中北部地区为例,探讨了由于行政区划变动致使原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所形成的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而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关系及其发展的正负向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在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背景下,行政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必然会向经济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转变,这一过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来说必须科学而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