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中国疫灾史研究的基础--《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述评

疫灾是由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造成的灾害。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过去的三千年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疫灾史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际史学界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中国疫灾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开展和推进疫灾史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历史上的疫灾史料,因此,对过往三千年疫灾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既是学界的一个难题,也是疫灾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乾隆朝(1736—1795)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峰期,乾隆朝又是其中重要阶段之一。综合运用疫灾指标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SPSS相关分析法对乾隆朝疫灾地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1) 乾隆朝有疫灾之年58个,疫灾频度为96.67%,其中1748、1756、1786年为三次大规模饥疫。疫灾流行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冬季最少,且以多季节流行为主。 (2) 省域尺度上,形成南北两条疫灾指标高值区分布带,疫灾指标总体自西向东逐渐上升,其中江苏省(含上海)受灾最严重。县域尺度分布具有阶段特征和集聚特征,疫域范围不断拓展,集聚程度持续提升;疫灾分布具有区域差异,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南方。 (3) 疫灾分布格局受制于人口分布格局、区域开发强度、自然灾害多寡等因素,表现为省级尺度上与疫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886、0.664和0.685(P均为0.01)。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疫灾频度平均为21.0%,其中西晋时期疫灾最为频繁,疫灾频度高达34.6%。夏季是疫灾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三国时期的疫灾重心在河南,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陕西与河南,东晋以后的疫灾重心在江苏。总体来看,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稠密、战争相对频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淮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主要流行区域。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元朝(1279-1368年)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78%。元初疫灾多与战争有关,中期疫灾多由旱灾及其所致饥荒引起,后期疫灾则是灾荒和战乱叠加的结果。元朝疫灾大多发生于夏季,很少发生于冬季,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仅从疫灾频度看,元朝经历了一个4落3起的波动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疫灾频度和广度来看,元朝疫灾表现为一个2起2落的波动过程,1280-1319年为第一波,1320-1369年为第二波。省级空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95.27%的疫灾县分布于人口相对密集的东南诸省,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浙行省的疫灾最为严重。县级空间尺度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今京广线以东地区,且南方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为疫灾最频繁区域;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北京、南京、绍兴、苏州等城市。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近十年东北庚子鼠疫研究之扫描

<正>鼠疫是严重威胁人类的瘟疫之一。它是由鼠疫球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疫先在鼠类或者其他啮齿动物之间流行,借骚类为媒介传染给人,现在已经被中国列为甲类传染病。鼠疫在近代中国众多灾疫中十分突出,其中影响力首屈一指。尤其是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东北庚子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笔者以近十年间研究关于东北庚子鼠疫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综而述之。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疫灾及救治

明清及民国时期江淮地区的地方志表明,明清时期江淮曾分别在1523—1524年、1588—1590年、1603年、1638～1644年、1709年、1756年、1785—1786年、1821年、1856—1858年间爆发了极为严重的大疫灾。疫灾在时间分布上多集中干春夏秋季节,往往多和大的水旱蝗灾害相伴生,在空间上没有像水旱蝗灾害那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而多属于江淮同灾的情形。在国家救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民间社会自发的救治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民国时期的疫灾呈现出与历史上相似的特点,如成灾机制复杂,灾种多样,疫死率高,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等。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在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和医事人员的培养、疫灾防治的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成绩斐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值得思考。     

旧方志中的疫疠与灾害

科学发现有先后,方志界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也有由浅入深的过程,历代方志少有将流行急性传染病作为自然灾害记入方志的。大范围的新冠病毒肺炎传染,引发方志界关于自然灾害的再认识:病毒性传染是微生物直接危害人体的一种自然灾害,只有搜集历史上曾发生的流行急性传染病情况,并关注"蠲恤""节妇"等相关部分,将分散于历代方志中的内容集中起来,分析其起因、症状及防治措施等资料,加以整理记载,才能使志书更好地服务目前及今后的检疫、防疫、治疫,做好防灾、救灾工作。     

试论六至七世纪高昌疫病流行与突厥入侵的关系——以抄经题记为中心

高昌王室写经题记中,屡次以“兵革”与“疫病”、“寇贼”与“疫厉”、“寇贼”与“疫疾”并提.考察诸史,高昌王国六至七世纪疫病的流行极有可能与突厥入侵有关.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正式出版发行

12月7日,《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首发式暨中国历史地理与疫灾研究学术报告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赵发国、齐鲁书社社长昝亮、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以及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     

清代台湾疫灾及社会对策

清代台湾纂修的地方志表明,台湾疫灾经历了由瘴气到瘟疫的转变.台湾疫灾在开发初期以瘴气为主,随着开发的不断深入,瘟疫成为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疫灾.台湾民众对疫灾的抗击与防御,几乎与大陆传统社会的防灾方式没有区别,但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对玉树地震灾后卫生防疫工作的思考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了7.1级强烈大地震,震中距人口密集城镇近,破坏力强。玉树是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传染病多发地区,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国家、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县迅速成立了相应的卫生防疫组,启动了自然灾害卫生应急一级响应,紧急调动卫生防疫力量,上下联动,全力做好地震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为玉树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了卫生保障。     

历史灾害量化研究的回顾总结与分析评价

<正>灾害或曰灾异、天灾，是水、旱、风、雨、雹、霜、雪、疾疫、病虫害、地震、水土流失等各种灾害事件的集合体。《诗经·大雅·云汉》描述灾情的严重程度：“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汉书·宣帝纪》解释灾异：“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新唐书·五行志》论述灾害：“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类是已。”详细考察可知，见载于史籍的灾害种类远不止水旱、螟蝗之类，《诗经》中已经记载有旱、涝、风、雪、霜、虫、鼠害、草害及水土流失等多种灾害，《汉书·五行志》也列举了数十种灾害。     

莫兰蒂的考验——鼓浪屿台风灾害防御体系评析

近百年来破坏力最大的莫兰蒂台风,尽管给鼓浪屿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鼓浪屿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防御和应对能力,在这次严峻的考验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不仅体现出厦门市和鼓浪屿所建立的台风灾害防御体系完善有效,遗产地的管理者在灾害应对中对社区民生和遗产保护的共同关注,以及灾前、灾中、灾后科学有效的组织策略和实施能力,也体现在社区民众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在其中的卓越贡献。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