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新疆年鉴》改革创新的几点思考

我国年鉴事业的兴起及蓬勃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小平同志的谈话发表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年鉴热”,截至目前全国正式出版的年鉴有1300多种,而且品种及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     

科苑何氏三姐妹——记晋籍科学家何怡贞、何泽慧、何泽瑛

如果有人问及,何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中国政坛的“宋氏三姐妹”,大概中国公众的大多数都可以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可是,如果有人问及,何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中国科苑的“何氏三姐妹”,对此能够作答的中国公众恐怕就十分有限了。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评介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抬头和蠢蠢欲动,已越来越引起世人特别是国人的高度关注和警惕。然而,在日本,尽管此前已有木下半治、堀幸雄等多位学者推出了相关学术著作,但其出版时限多止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仅未涵盖最近二三十年的内容,而且有关“日本右翼势     

“胶东王”刘珍年覆灭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这些赳赳武夫中,刘珍年（字儒席）可谓一个“异类”。     

布里吉·拉尔的史学观念与实践

在殖民主义时代,受民族主义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的史学作品将太平洋岛屿描绘为“落后的”地区,“幼稚的”人们。20世纪60年代,J.W.戴维森提出“岛屿中心”史观,力图改变帝国史观下的岛屿史学撰写模式。布里吉·拉尔即是从殖民主义史学到岛屿史学转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斐济本土史学家。拉尔主要关注太平洋岛屿史,尤其是斐济史。拉尔的史学实践与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聚焦斐济契约移民研究,运用口述史学和定量研究方法,拓展了印度契约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开创斐济当代史撰写,对斐济四次政变的历史根源与斐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反思;推动太平洋史学科建设,培养了一批从事太平洋史研究的学者。拉尔是太平洋岛国本土历史学家的代表,他对戴维森学派史学主张守正创新,客观处理政治与史学的关系,体现出他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史学品格。     

1766年以来永定河汛期径流量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

以清代永定河芦沟桥志桩尺寸记录为骨干资料,结合近现代器测水文资料,使用分段建模的方法恢复了1766-2004年永定河芦沟桥断面的汛期径流量序列,序列表明永定河径流量在逐年尺度上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但其洪峰规模自19世纪以来不断减小,19世纪中期与20世纪初期是最为明显的丰水时段,而1920年代后径流量便明显萎缩,枯水期一直延续至现代。进入1920年代后,流量变化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存在的30年准周期消失,水量变化呈现无周期特征。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指标PDO的比对发现,两者在30-40年尺度上具有明显的反相关关系,天然状态下,太平洋温度升高对应于永定河流域较为干旱的时段。海温异常造成的季风强度变化会导致华北地区降雨格局出现变化,进而影响到永定河芦沟桥以上河段的汛期水量,表明处于季风区北部边缘的永定河水系对于太平洋海温变动具有更大的敏感性。     

前门情思大碗茶——尹盛喜和他的老舍茶馆

《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京韵十足,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歌中所唱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再廉价不过。但是,正是靠着这“廉价”的大碗茶起家,尹盛喜创建了“老舍茶馆”,并从此把一股浓浓的中国味儿、北京味儿传播到海内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客嘉宾。     

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一、三次研究高潮与三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总结前辈研究的历史遗产后,认为自19世纪中叶迄今,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     

“双百”方针研究述评

对双百方针讨论和研究得比较多的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至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前一年左右的时间,本文简称5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双百方针得到系统的论述和初步的贯彻执行;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至90年代初,双百方针得到充分、深入的研究和认真、切实的贯彻,并有所发展。本文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情况作简要述评。     

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述评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对其探索有益于对中国近代史发展流脉及历史特征的认识和解读,也有助于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本文是对这两次探索和论辨基本情况的梳理和评述,其主旨在于捋清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历程,并为新世纪深入研究这个理论问题提供基本的学术史背景。     

“犹太人在中国”——国际学术研究和公众关注的热点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有关“犹太人在中国”的述日渐增多,到20世纪80、90年代,这一题目己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与19世纪时“开封犹太人”在欧美引起的那股热潮不同,这次的“犹太人在中国”热不仅局限于学术界,而且扩展到了公众关注的传媒和影视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政治色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福建——选自《福建省志·总概述》

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福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近代是福建由盛转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年代。早在嘉庆年间,外国侵略者就向福建输入鸦片,毒害人民。“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19世纪30年代以后,“或十数次,或二三十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中、日学会的交锋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亚太地区民间团体组成的一个旨在维护国际秩序的非政府组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该组织分别召开京都会议和上海会议,就中国东北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日本学会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遏制中国学会的积极活动,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解,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成为日本政府的御用工具.中国学会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会议成为"无硝烟的战场"和中日国联大论战的预演.会议虽未就东北问题达成共识,但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

全球史 (global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史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     

再审“农民战争”

正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兴起研究农民战争热。后来,"农战史"研究因成绩巨大而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但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日益寥落,逐渐进入了"发展瓶颈期"。从最初的一哄而上,到如今的冷落沉寂,似是一种不可规避的正常现象。学术总该回归理性。然而,矫枉何须过正。当我们还沉浸在反思前期研究中出现的"为尊者讳"的情结时,对     

郭沫若与鲁迅

正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的风云人物。他们生前,也曾有过相交、相见的愿望,可惜却未谋一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郭沫若和鲁迅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1928年初,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     

刘鸿生：中国人的“托拉斯”之梦

他从最底层的煤炭推销员做起、十年间便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贫寒学生变成百万富翁;他把钱投资在各种各样的行业中,成了“火柴大王”、“煤炭大王”、“呢绒大王”乃至“企业大王”他的发迹史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近几乎完美的个人奋斗史,他就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刘鸿生。     

《人的哲学论说》序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上承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先声,下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复兴。历史的灾难,常常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引发全民族进入一个反思的年月。     

中国史学上第五次反思的特点和理论意义

<正>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次反思有三个特点:一是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是学术群体的反思;二是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三是它回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这次反思中,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