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皖派学术 重振安徽学风

研究皖派学术重振安徽学风卞利谈到皖派,传统的观点都认为主要是指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学派。我们今天研究安徽学术发展史,不应拘泥于前人成见,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皖派学术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以为,皖派学术应当是指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以安徽（以今天安...     

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然其治学宗旨相同,故于清代,未以吴、皖分之,亦未以流派别之。至近代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以“吴学”、“皖学”分称,遂影响至今。当代一些著名学者,论乾嘉学派,言必称“吴派”、“皖派”。名家之论,如草上之风,风行草偃,几乎所有论及清代学术的著述,乃至教科书,于乾嘉考据学,皆有“吴派”、“皖派”之分,似乎已成定论。但仔细察来,此等分法,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乾嘉考据之学,何“吴派”、“皖派”之有?因此,有必要与之商榷,予以辨清。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戴震和皖派学术

“皖派”又称“乾嘉之学”或“清朝考证学”,专指清朝中期出现的学术运动的代表学派之一,因为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人戴震为代表而誉之为“皖派”。一、“皖派”与乾嘉时期另一经学的代表学派“吴派”并称。“吴派”是以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惠栋;太仓直隶州嘉定县人钱大昕等人以苏州为中心的由江苏籍学者组成     

张舜徽论清代学术

张舜徽赞赏清代学者的通人之学,表彰扬州学派治学能“创”能“通”,这对打破学术研究分工太细的狭隘现象,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还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张舜徽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分为“清初”、“乾嘉”、“道成以下”三个时期．赞扬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应当倡说的是皖派学术精神

应当倡说的是皖派学术精神陆发春《安徽史学》提出皖派学术概念,很有意义,但须斟酌处也很多．乾嘉时期的皖派已被公认。以此溯源前推,在安徽这块土地上,有老、庄之学,有《淮南子》,有建安文学,徽州理学等等,但仅以地缘概念囊括,是不适当的;若以此下推,侧重于皖...     

桐城派与徽州朴学

姚鼐代表的桐城派与戴震代表的徽州朴学,常被视为水火不相容,章太炎称之为文士与经儒之争。但乾嘉时代同属安徽的两个学术重镇之间颇有渊源,两地学者相互影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方苞与江永有学术上的交往,两人学术志趣极为相近;刘大櫆则融入并深化了徽州青年才俊中盛行的"古文"学风。     

清末徽州学者汪宗沂的生平、家世与交游考

汪宗沂的五世祖汪泰安经商致富,建西溪“不疏园”,供子孙读书学习,延聘硕德魁儒江永设馆讲学,戴震、金榜、程瑶田等人求学论经,文人雅士纷至沓来,逐渐发展成“皖派”学术发祥地。汪宗沂的高祖汪漪代父经商,助力兄长汪梧凤从事朴学研究“读经史治古文而立汉帜”。“不疏园”优渥的读书环境和先人勤恳笃学之志,耳濡目染地熏陶了汪宗沂。汪宗沂年少时,读书于“不疏园”,求学于程可山;青壮年避乱游幕于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先后拜师刘毓崧、李联琇、方宗诚、翁同龢;晚年归园授徒,手不离卷,著述等身,兼涉多域,堪称“江南大儒”。通过对汪宗沂的生平、家世及交游情况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其著述理解的精准和深入,而且有利于徽州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     

戴震辨伪成就述论

戴震是清代引领一时学术风尚的考据学大师,治学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古人作伪之书能够博综群籍,参互考证,使伪者自出,真者自存,充分体现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治学风格,其态度和方法对于后来学者有着深刻影响。然而,关于戴震在辨伪方面的实践及观点,至今无人提及。本文从实例出发,略述戴氏在辨伪方面的成就。     

通经致用--戴震对经典意义的追求

戴震继承了前代学者的思想,认为只有从字义训诂、名物制度的考释着手,才能读懂圣人大义,以观圣人之道.他认为,经是道的载体,闻道则是治经目的;然语言文字不通,则无从体察圣人之意.因此,戴震注重考证经典的流传、存佚、真伪;重视考订文字,审慎对待经典的校勘;解经知人论世,探求经义则诸说并存,这是他一生的治学心得.本文从治经目的与治经方法两个方面作了阐述.     

《戴震考据学研究》评价

戴震是18世纪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前贤时彦虽多有论述与高度评价,但对其治学的基础与主体——考据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尚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徐道彬《戴震考据学研究》（49．4万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个人生活经历的考察入手,     

段著《东原年谱》疑误考

段著《东原年谱》疑误考杨应芹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下简称《年谱》），作于嘉庆甲子（１８１４年）或前一年。该谱以治学为中心，记述戴震一生著述与交游，内容丰赡，材料翔实，是后世了解研究戴震生平的必不可少的文献。而该谱亦有疑误，其中有的已被人们发现并加...     

胡适学术方法论对宋学、清学方法的继承发展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最重视学术方法论的史家,一生致力于科学方法论的建设和传播,提出了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学术方法论。他的学术方法论既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宋学和清学中的方法作了继承发展。他认为科学方法无古今中外之分,中国学术史就是科学方法的演进史,程朱理学的科学方法开启中国近代学术之先河,清代朴学的治学更具科学精神。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应当继承宋代和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胡适对宋学和清学方法的批判性继承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科学化进程;然而,又是唯科学主义的,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未能揭示中国传统学术人文道德理性的精神,其学术得失对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王引之《经义述闻》对虞翻《易》注的辨驳

论及清代<易>学,今人多仅关注其钩沉整理汉<易>之功,以至于对清代<易>学的认识有失片面.其实,清吴派学者对汉<易>多钩稽之业,而皖派学者对汉<易>则多所辨驳之功.吴派和皖派学者都以探求经籍本义为归.吴派学者因汉儒去古未远,因而致力于汉<易>的钩沉,以求古之途径而求是;皖派学者则认识到汉<易>亦非尽得<周易>之本义,因而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可疑,以考据之途径而求是.皖派释经方法至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益精.本文通过梳理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对虞翻<易>注的辨驳,从一个侧面探究皖派学者解<易>特色,冀对清代<易>学有更为全面的评估.     

俞樾公羊思想发微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他治经治学的重点和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朴学方面 ,他的经学思想则倾向于公羊学。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即《春秋》当新王、孔子改制、三统三世、大一统、夷夏之辨等 ,都在俞樾的经传训诂中得到体现。俞樾还将“六经”视为一个整体 ,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以公羊思想为主旨的。     

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

乾嘉汉学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但汉学家对这一宗旨的理解并不一致 ,学术实践的途径亦有差异。考察其代表人物戴震、阮元各自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 ,比较二者的同异之处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汉学治学宗旨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纪念史学界前辈,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江苏六位历史学家纪念会纪要

今年6月17日,江苏史学界200人于南京集会,纪念柳诒徵、邓之诚、缪凤林、吕思勉、陈恭禄、柴德赓六位著名历史学家。到会学者就六位历史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等方面,作了阐述并给予恰当的评价。同时联系到当前史学界所面临的新任务,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继承和发扬历史学界前辈治学精神,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表了新的见解。     

戴震《水经注》校本窃赵冤案真相

戴震《水经注》校本窃赵冤案,被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为“近百年来学界一桩公案”,牵涉到两百多年来学界许多名流,堪称“中国化之谜”。然而经过许多学的努力,此案越来越清楚,于今已可以将其真相大白于天下。     

道光《遵义府志》的朴学特点

郑珍、莫友芝在道光年间纂修的《遵义府志》,无论从体例、内容,还是叙述方式中所体现出的对考据与实证原则的重视,都反映出《遵义府志》明显的朴学取向。无论是内容上对地理沿革的强调,还是叙述中对史迹典章的考订、纠谬,以及对考证过程的如实记录,都体现出《遵义府志》对考据学方法的承袭。《遵义府志》对朴学考据方法的借鉴和叙述方式上的特征无疑是《遵义府志》"朴学"取向的关键所在。     

朱锡庚治学转变及其与章学诚、阮元的学术交往

身为乾隆时期朴学领袖朱筠之子,朱锡庚未能世其家学并弘扬考据之风,反而在与章学诚、阮元等著名学者的交往中,开始检讨汉宋之学,治学路径逐渐从训诂考据走向了义理追求,提出了"礼外无理"的主张,反映了嘉道时期学术思想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