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人口压力、地域开发与徽商兴起——一个长时段的考察（770-1600）

唐宋以来,徽州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加速了徽州的地域开发。其中,宋代徽州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山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徽州山区商业和商人的发展。明中叶以降,徽州人乘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之势,大量外出经商,徽州商人也从唐宋时期的地区性商人发展成为明清时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徽商＂。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

明清时期 ,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 ,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 ,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而汉口紫阳书院则是其中的典型 ,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从汉口紫阳书院的创建、功能及经费的经营中可以窥探明清商人书院与传统书院的不同特点。     

清代徽州岑山渡盐商程氏家族与涟水

<正>徽商主要指明清时期来自徽州府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新安郡）的商人。六县之中,又以歙县和休宁县的商人最为出名。徽商活跃于宋代,鼎盛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300多年内,与潮商、晋商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帮”。其中,在鼎盛时期,歙县岑山渡盐商程氏家族迁居到江苏涟水并在涟水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

明代前期徽人,以歙、休两县为主,承继宋元商业传统,外出经商从不间断.其活动地域十分广泛.遍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主要经营盐、布、粮食、木、茶等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多能获利,有的成为一代富商,甚至数代相传而成商人家族.明代前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奠定明中叶徽商勃兴的基础.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武汉著名的中药铺

汉口叶开泰中药店始创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有385年的历史,应该是武汉老字号中的“老中之老”.曾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同为中国四大药店之一.1956年公私合营,制药作坊并入“健民制药厂”.药店延至1963年改为国营江岸区中药店.改革开放后,又恢复原牌名,永葆青春.叶开泰的先祖叶文机遭逢战乱,因懂医术明脉理从江苏来汉口,在大码头鲍家巷赁一店屋,悬壶应诊,是为“叶开泰”之始.此后相传17代,一直是独资经营,前店后厂.从清乾隆至咸丰百余年间,业务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自设作坊,狠抓质量.制参桂鹿茸丸,要选一等石柱参、正安桂、马铌茸;制八宝     

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商人的经营活动

明末清初活跃在江南的徽州书画商人,其经营活动旨在获取商业利润,其间自有"浮慕"者,但决非能以"附庸风雅"概而言之。徽州著名书画商人吴其贞、王越石,以及方樵逸、胡雅竹的经营都相当成功,不但积累起雄厚的家资,而且搜罗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瑰宝,还培养了其家族或邻近地域的不少书画经营人才。明末清初李日华、张丑等人的收藏鉴赏事业,有赖于广大徽州书画商人的商业经营。     

清乾嘉时期“扬州二马”及其刻书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在全国的兴盛,寓居扬州的徽州商人日益增多,特别是到了清乾嘉时期,扬州更成为徽商的主要寓居地。这些在扬徽商不仅推动了扬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繁荣了扬州的地方文化。"扬州二马"是清乾嘉时期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他们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刻书家。本文依据史料阐述了他们的藏书事迹和刻书成就。     

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

徽商是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学术界对徽州商业生活习俗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从民间歌谣的视角,对徽州的商业生活习俗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审思,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白手起家积极求富的习俗心态,反映了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优良习俗,反映了徽商早婚习俗、爱情生活和徽商妇从一而终的风俗观念,还反映了徽商妇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民俗特征。并从民间音乐艺术的角度,对相关民谣进行了一些文化阐释。     

尊道堂蕴藏的徽商密码

正大凡经商成功者,都有一条共同的经验,靠的就是诚信。在相当长时间内,徽商都能占到汉口商户半数以上,能够发展到如此规模,肯定有其缘由。徽商会做生意。会做生意是什么概念?能够赚到钱是会做生意的一个基本标准。只赚良心钱则是会做生意的根本标准。像叶开泰药店,店堂里高悬两块金匾,写着"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这就是在坚守凭良心从业的根本标准。我在作坊制药,用什么料,工序到     

徽商妇的成因及觉醒

徽商妇,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妻室的别称,是徽商离家经商后承载巨大责任的极其特殊的女性群体。徽商走南闯北,徽商妇便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等待丈夫归家。若丈夫不幸早逝,则需终身守贞甚至以身殉节。现拟从时代背景宏观把握徽商妇这一特殊群体的基本成因,介绍徽商及其家族对徽商妇的直接影响,并初步点出徽商妇随时代发展而逐渐觉醒的曙光,简析其追求自身女性价值的思想萌芽与行为表现。     

耻不食英粟的叶名琛

19世纪中叶,汉阳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就是1848年出任广东巡抚、1852年擢升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叶名琛在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7年)生于汉阳县(现武汉市蔡甸区).他的原籍是江苏省之南的溧水县,明朝末年他曾祖父叶迁芳从溧水迁到蔡甸定居,在汉口创办了后来闻名于全国的药店“叶开泰”.他的曾祖、祖父、父亲都学有根底,孰谙诗文,其祖父、父亲并有著述.在这种文化气息很浓的家庭熏陶下,加之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史海回眸——一个徽商的兴衰

徽文化中,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是指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是指徽州商帮。徽商作为一种松散的商人帮伙,形成于明代中叶,公元1488年前后。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人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徽商是儒商,有山越先民遗存的质朴,东晋移民残存的隐逸和耕     

紫阳书院光照江汉

正紫阳书院在全国有好多处,也可以说到处都有,就其所在地域排名,一般依次为徽州、苏州、杭州,漳州、汉口。有一种说法,最为著名者,为杭州、苏州、徽州三地。前一个排名汉口屈居末位,后一个排名汉口无名。汉口紫阳书院始建时间肯定不是最早,根据《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文献记载,汉口紫阳书院肯定规模最为宏大,建筑最为壮观,功能最为完备。汉口紫阳书院缘起清康熙年间,汉口的商业社会,已经繁荣到华夏之冠。与此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各个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第一,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第二,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第三,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第四,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武汉徽馆与大中华酒楼

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是苏皖入川之要冲．也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区之一,而徽馆的起源与发展．与徽商的崛起与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史称“新安大贾”的徽商,起于东晋。唐宋时日益发达．明末至清代中期是他的全盛时代。当时,徽州籍商人活动地域之大,经营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拥有资本之雄厚．均列全国商人集团之首。由于徽商外出,饮食商贩也跟随这些徽商在外经营菜馆、面馆以及饮食摊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