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之、王世恩论安阳与七大古都书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以来,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历史上各代都城规制的变化,因为能反映一个时代经济、文化特征的变化,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历史上做过都城的城市有几十处,为研究其典型性,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20世纪30年代又将杭州列入,成为“六大古都”。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提出将安阳(殷、邺)也列入大古都为“七大古都”。当时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最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首肯,成为都城史研究界的共识。这里整理的三封信为谭其骧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安阳地方学者讨论此问题的通信,从中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认真态度和科学精神。     

科学追求，向着渺无际涯的世界——侯仁之晚年学术志

基于侯仁之先生的著述与学术档案资料,追溯考察侯先生晚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史前时期(即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这项史前历史地理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环境变迁是基本研究主题,环境考古学的运用是重要的核心性方法。史前历史地理研究是侯仁之先生继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后的第三个重要的研究推进领域。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体现了侯仁之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的不懈努力与献身精神。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评介

对黄土高原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在我国历史地理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最近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朱士光先生的《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一书汇集了作者长期来的研究成果。共收集作者２３篇研究文章和侯仁之先生的序。该文集是作者在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土光先生对黄土高原地区的研究,是受业于两位前辈的师传,承继了两位前辈的研究方向。早在６０年代初期,他作为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跟随侯先生从事毛乌素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他不仅和侯先生一起对毛乌素沙漠进行考察,还独自一人到毛乌素沙漠城川…     

北京大學古地理與古文獻研究中心成立

正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诞生地之一。北京大学已故的侯仁之教授,最早在中国倡导这一学科,提出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他也最早投入这一学科的研究实践,做出一系列典范性研究,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最重要的创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也为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培育了一大批人材;特别是在侯仁之先生的直接引领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形成了一支优秀的研究团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建设和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侯仁之先生对于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正> 侯仁之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之一,自青年时代起,即追随顾颉刚先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50多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方法,沙漠变迁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领域,创见尤为卓     

16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滇池沿岸的 低田与深水稻种植

明清以降,滇池在岁修制度下常年疏浚海口,水域范围基本稳定,但受季风气候影响,其水位存在明显季节性变化,夏秋上涨,冬春下降,主要表现为沿岸低田在雨季即周期性被湖水淹没的特点。随着滇池流域坝田开发趋于饱和,滇池沿岸低田的深水稻“水涨谷”,在明清之际逐步系统种植,实现滨湖低田稻作与滇池水位季节性变化的生态耦合。这种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末彻底改变,入滇河道上游大小水库的修建,使滨湖低田逐渐干田化,水涨谷生长的水域环境发生变化。观察滇池水域环境与稻作生态互动的关系,发现当区域环境呈现出长时段的规律性变化,就可能变“害”为“利”,这是人与自然相处中适应并利用自然的智慧展现。     

盆地东大路与四川“东大路经济带”的兴衰

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形成南北二道,北道地位更高;南道地位相对较低,是东大路的前身。在明清四川盆地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背景下,重庆成为与成都相当之一极,由此东大路逐渐定型与繁盛。明代东大路设立12个驿站,清代基本相承;沿线还设有大量铺递。东大路总里程为1000里左右,共10程,实际行走11—12天,西段往往借助沱江水路舟行。东大路定型于明初,初时多以“东南路”“川东路”“东路”相称。“东大路”之名形成于清末民初,它有联系两极、浅丘农业、丰沛水利、通江达海、界邻盐都等自然、人文优势,是四川盆地第一路,客观上形成“东大路经济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大路经济带”地位下降,但“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提出又为古老的东大路振兴带来了机遇。     

说 “淮汭”与 “豫章”:吴师入郢之役战争地理新探

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的战争地理过去共有三种论说。本文结合古文字资料、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察资料,重新解读“淮汭”与“豫章”两个关键地名,并以吴、楚之间的水、陆交通线为背景,重建这一战役的战争地理。吴师的进兵与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双方的交战则是在随枣走廊之中往复。相较于过去的学说,本文的地理重构不只是立足于较为可靠的文献基础,同时展现出更为合理的空间逻辑关系。     

敦煌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时期的水利官吏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期地方各级水利官吏的设置运作状况记录。唐代前期设都水令,为当时敦煌“统以千渠”的最高级别水利官员。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设“水官”“部落水官”以及“水监”“部落水监”“地方总水监”。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专设水司,长官为都渠泊使,下设多名水官。敦煌绿洲四界及寿昌灌区分别设置多名有特殊责任的水官“平水”,以“平治水利”,平水“相量”为务。此外,每条灌渠、每座斗门均设渠头或斗门长,属基层一级。这套水利官吏系统层层负责,相互配合,有效保证了农田灌溉顺利进行。同时敦煌民间还自发地组织起一批“渠人社”,这对地方政府水利管理体系是有益的补充。研究历史上水利官吏系统及其运作状况,对今天河湖运行和治理管护也具有借鉴作用。     

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贡献

在侯仁之先生的治学生涯中 ,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他就对北京的历史及其发展特点和规律发生了兴趣。新中国成立 ,北京作为人民首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建设时期。这为他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和有利条件。他潜心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几十年 ,主要解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北京城市水源的开发和利用。青年时代的侯仁之先生 ,就极为重视水利兴废和治河经验的探讨。2 0世纪 50年代初。正值北京面临大规模发展 ,对水的需求迅速增长的时候 ,他即开始了对历史上北京城发展过…     

为了失去的绿洲——《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评介

21世纪的今天, 人类正面临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 沙漠化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和经济贫困成为最可关注的问题之一。“沙漠化过程, 以及导致沙漠化的原因,是历史地理学所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沙漠化继续发展, 提供科学的依据。” (《侯仁之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沙漠历史地理学是我国资深院士侯仁之先生奠基开创的一门新兴学科, 是我国的特色学科。侯仁之 (《居延和阳关地区沙漠化的初步考察》)、朱震达、刘恕等 (《内蒙西部古居延—黑城地区历史时期环境的变化与沙漠化过程》) 学者在此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李并成先…     

“阿奢理贰伽蓝”地理方位与玄奘西行“跋禄迦”的交通路线

“阿奢理贰伽蓝”的地理方位一直是西域史地关注的热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料均有相关记载,称为“阿奢理贰”和“阿奢理儿”,即汉语“奇特”之意。根据新疆“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并结合史料记载与交通线路考证可知,玄奘西行“跋禄迦”路线为“盐关道”,与现今307省道库车—拜城段基本重合,“阿奢理贰伽蓝”当为克孜尔尕哈石窟与博其罕那佛寺的组合。     

三通三绝: 清朝使用“纳林道”研究

通过对北京和台北两地档案机构所藏满汉文档案的研读,可以发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清朝曾分三个阶段将北疆伊犁军队通过中亚“纳林道”换防至南疆喀什噶尔,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两阶段说”,清朝趁机巡查布鲁特边界,达到“寓巡边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文章就清朝在三个阶段分别使用这条道路的缘起、换防过程与演变,及其放弃原因与最终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考证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实为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之所附“绘图贴说”。     

“北胡”“西域”盐色与丝路交通地理

汉代以来盐史记忆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多处盐产地盐的异样色彩,与内地以往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验有所不同。关于宿沙氏“煮海”传说盐色“五样”的情节,学者以为“异闻”。许多文献资料可见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等记录。这些对于远方盐色的体会,是以长途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而早期丝绸之路史的记录,与相关盐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这一情形,值得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     

真实与虚构:《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中的知识来源

荷兰在台湾殖民统治结束后,西方对台湾的关注并未因此中断,相反始终存在一种“福尔摩沙情结”。1704年萨玛纳札所著《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出版,在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同时,亦与严肃的宗教、政治议题连结,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作者真假参半的台湾人身份始终扑朔迷离。厘析各方分歧,不仅可察知18世纪初期欧洲的台湾知识流布概貌与渠道,也能管窥不同国家在相异宗教信仰下对知识采取的迥异态度。     

地理认知与边界划定:清末滇缅边界变迁研究

清末滇缅划界谈判是近代中缅边界变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借助外交档案和条约舆图等资料,对中英谈判涉及的滇缅边界划定和变迁过程作细致复原。光绪年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和《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的签订基本划定了滇缅中段的边界线。中英对“分水岭”地理认知上的矛盾,对尖高山以北段未定界的交涉产生重要影响,结果使中国事实上丧失了对尖高山以北、扒拉大山—高良共山以西小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在南段未定界,双方对边界会勘依据有诸多分歧,难以取得共识。清末中英关于滇缅边界问题的谈判结果,基本塑造了当今中缅边界的走向,对其后民国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和最终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献与田野三视阈:中古州县治城位置考证方法研究——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例

本文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个案,提出文献分析与田野中的记忆、形胜、文物三视阈相结合,考证研究中古时期州县治城位置的方法。考证指出,唐代静南县必定不在今大足区龙水镇,也不在今大足区三溪镇,应在今大足区西五十里之地,旧称静南坝,即今大足区高升镇太和坝张家坝。乾元元年(758年),昌州初治昌元县,在今荣昌区盘龙狮子坝狮子林会龙桥,历史上又称旧州坝。大历四年(769年)迁移昌元县治到“南凭赤水,北倚长岩”的赖婆村,即今荣昌区河包镇。昌州因大历六年(771年)战乱而废,大历十年(775年)重置,至元和年间,昌州治和昌元县治地记载已不清晰,但至迟到元和八年(813年),昌州治所已经从昌元县改治静南县。到唐末景福元年(892年),昌州治从静南县改为大足县。考证过程中发现,由于传世历史文献地理认知上存在里程计算感性、方位坐标僵化、方位指向模糊、简脱衍串明显的“四大不精”,所以,在考证古代州县治地位置时,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须用田野考察获取的乡土历史记忆、实地山川形胜、周边文物支撑三视阈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校证。     

“泥婆罗门”疏证

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南疆史事常见“泥婆罗门”一词,前人往往将该词视作“泥婆罗”的误用。综合汉、藏文献和域外研究,“门”应是门隅(Mon-yul)或门巴(Mon-pa)之简称,“泥婆罗”与“门”应为两个部落或属国的名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研究

当今学界对于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二者的内涵界定和关系阐述并不完全准确。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科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化:第一阶段,为传统方志地学与近代人文地理学交汇下萌发,以分类呈现人文事象为主的“人文地理学”;第二阶段,为批判方志传统,主张以人地关系论为核心,并在法国学派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人生地理学”;第三阶段,为批判人地关系论,在景观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背景下提出的“人文地理学”。在三个不同阶段,“Human Geography”一词未曾改变,但在中国代表的内涵迥异,相互之间存在部分的继承,但更多的是通过批判而形成的思想演化。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地方的学术环境及时代背景产生交融,继而形成内涵各异的学术思想变体。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