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藏“元年铍”铭文所见地名“广望”考

通过对罗振玉旧藏“元年铍”中未知地名“ ”新的考释,可以将该地名隶定为“ ”,读为“广望”,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广望。以往战国时“广望”多被划入燕国境内,从“元年铍”应为战国时赵国兵器可知,“广望”在战国时一度属赵国。结合铭文内容与史料,铍铭中的“元年”应为赵悼襄王元年,广望属赵时间上限应该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元年,下限则为赵王迁八年。     

三通三绝: 清朝使用“纳林道”研究

通过对北京和台北两地档案机构所藏满汉文档案的研读,可以发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清朝曾分三个阶段将北疆伊犁军队通过中亚“纳林道”换防至南疆喀什噶尔,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两阶段说”,清朝趁机巡查布鲁特边界,达到“寓巡边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文章就清朝在三个阶段分别使用这条道路的缘起、换防过程与演变,及其放弃原因与最终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考证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实为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之所附“绘图贴说”。     

“北胡”“西域”盐色与丝路交通地理

汉代以来盐史记忆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多处盐产地盐的异样色彩,与内地以往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验有所不同。关于宿沙氏“煮海”传说盐色“五样”的情节,学者以为“异闻”。许多文献资料可见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等记录。这些对于远方盐色的体会,是以长途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而早期丝绸之路史的记录,与相关盐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这一情形,值得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     

“泥婆罗门”疏证

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南疆史事常见“泥婆罗门”一词,前人往往将该词视作“泥婆罗”的误用。综合汉、藏文献和域外研究,“门”应是门隅(Mon-yul)或门巴(Mon-pa)之简称,“泥婆罗”与“门”应为两个部落或属国的名称。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沙尔湖路”研究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存在一条自哈密西南沙尔湖转西北至鄯善进而抵达吐鲁番的“沙尔湖路”,它与“黑风川道”“小南路”等传统路线均不同。利用《蒙古山水地图》等文献,可对沙尔湖路具体行经进行考证复原。该路沿线地形平坦,有泉水与植被,在明廷与吐鲁番、清廷与准噶尔在哈密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阶段曾广泛使用,后因泉湖干涸、气候炎热而中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研究

当今学界对于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二者的内涵界定和关系阐述并不完全准确。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科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化:第一阶段,为传统方志地学与近代人文地理学交汇下萌发,以分类呈现人文事象为主的“人文地理学”;第二阶段,为批判方志传统,主张以人地关系论为核心,并在法国学派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人生地理学”;第三阶段,为批判人地关系论,在景观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背景下提出的“人文地理学”。在三个不同阶段,“Human Geography”一词未曾改变,但在中国代表的内涵迥异,相互之间存在部分的继承,但更多的是通过批判而形成的思想演化。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地方的学术环境及时代背景产生交融,继而形成内涵各异的学术思想变体。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的“国进民退”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主要是以民信局、国营邮政、侨批等多种企业实体构成。清朝邮政成立后即开始蚕食小额民间资本支持下的民信局经营空间,而基于对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数字化工作发现,历经40余年经营,国营邮政基本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邮政空间,也基本完成了本领域的“国进民退”。在此过程中,国营邮政审慎模仿民信局的经营方式,使用多种创新经营策略,除了在大中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构建了便捷快速的邮政网络空间,更借助邮政代办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将营业网络“下沉”到铁路和公路无法覆盖的农村地区,较好地与传统农村“定期市”网络完成耦合,基本达到了通商处必通邮的效果。国营邮政点和邮路集聚所形成的“邮政聚集区”也成为一种显著的近代化外在空间表征,同时成为界定所谓“核心—边缘”结构的系统可信、定量可验证的空间指标。     

盆地东大路与四川“东大路经济带”的兴衰

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形成南北二道,北道地位更高;南道地位相对较低,是东大路的前身。在明清四川盆地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背景下,重庆成为与成都相当之一极,由此东大路逐渐定型与繁盛。明代东大路设立12个驿站,清代基本相承;沿线还设有大量铺递。东大路总里程为1000里左右,共10程,实际行走11—12天,西段往往借助沱江水路舟行。东大路定型于明初,初时多以“东南路”“川东路”“东路”相称。“东大路”之名形成于清末民初,它有联系两极、浅丘农业、丰沛水利、通江达海、界邻盐都等自然、人文优势,是四川盆地第一路,客观上形成“东大路经济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大路经济带”地位下降,但“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提出又为古老的东大路振兴带来了机遇。     

楚灵王“南怀之行”地名考

清华简《系年》载有楚灵王“南怀之行”相关史事,可与《左传》昭公四年、五年所载楚灵王伐吴相关史事相应。据吴楚之战形势可以推知,其中所涉朱方、棘、栎、麻、夏汭、钟离、州来、巢、繁扬、琐、鹊岸、罗汭、莱山、南怀、汝清、坁箕之山等地名,均在今淮河流域。     

说 “淮汭”与 “豫章”:吴师入郢之役战争地理新探

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的战争地理过去共有三种论说。本文结合古文字资料、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察资料,重新解读“淮汭”与“豫章”两个关键地名,并以吴、楚之间的水、陆交通线为背景,重建这一战役的战争地理。吴师的进兵与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双方的交战则是在随枣走廊之中往复。相较于过去的学说,本文的地理重构不只是立足于较为可靠的文献基础,同时展现出更为合理的空间逻辑关系。     

《世界境域志》所记唐地“布格舒尔”地望考

波斯地志《世界境域志》以流域为限,详略有别地介绍了唐时期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两个“布格舒尔”。作为波斯语的专名,前者盐资源属性是盐井,位于剑南道泸州附近,是沿长江州郡中产量和规模最大的盐井;后者盐资源属性为盐池,同时用以代指邻近长安辖有盐池的大城市,该城地望为辖河中两池的河中府。河中盐院内“绿莎厅”的称呼者及在场者,皆为波斯商人。他们参与了“就场专卖”盐法规定的驻河中府领盐行盐之事,而居中关联者为时任河中府散兵马使且已任廿年之久的波斯裔李景侁。     

汉初长安的城防与“北军”建置

“北军”是汉朝十分重要的武装力量,但其并非始于高帝朝,而是惠帝后期随着长安城的修筑所设的城防部队。因西汉初期长安城南部主要为两宫,防务由卫尉执掌,城卫军只能驻扎在城北,所以宫卫军称南军,城卫军即北军。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来看,卫将军应是北军的最高长官,其建置还有卫将军长史、候(候丞)、校长、士吏等。当时卫将军是整个汉朝官僚体系中唯一常设的将军。文帝即位,卫将军权力扩大,在本部北军之外亦兼领南军,后北军一度旋罢旋置,再后来卫将军被裁撤,北军遂转属中尉。     

明代应天巡抚辖区考辨——兼论“飞地”承天府的归属

明代的应天巡抚,直接渊源自洪熙元年设于南直、浙江二省的巡抚。至宣德五年初设时,其辖区应为南直隶应天等十一府州,而非以往学界认为的仅辖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正统间,因浙江巡抚的废置,加之出于综合督理太湖流域税粮、水利事务的需要,其辖区遂长期扩展至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统十四府州之地。湖广承天府在嘉靖十四年后一直属湖广巡抚辖区,从未隶应天巡抚管辖。学界所习称的嘉靖十四年至隆庆初应天巡抚一度辖有承天府这一“飞地”的说法,并不足以凭信。这一观点的产生,源于研究者受到了现行《明世宗实录》中相关记载的误导。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西汉“侯邑”更名“侯国”年代断限及 相关问题考辨

西汉时期列侯封地名称存在一个由“侯邑”演变为“侯国”的过程。综合利用传世文献以及印章、封泥、简牍中与列侯同名的邑类材料,可以推断西汉侯邑更名为侯国的时间在文帝三年左右。更名原因主要有西汉列侯地位逐步下降、侯邑与汤沐邑难以区分以及同名县邑增多等。侯邑更名为侯国,不只是名称的变易,还实际反映了西汉列侯性质的变迁,列侯逐渐丧失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明确侯邑与汤沐邑的区别,可以为判断出土文献中“邑”类材料的性质、断限提供可靠依据,进一步促进汉邑问题的深入研究。     

南京博物院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藏本之诠注

利玛窦于1608年“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坤舆万国全图》,在1922年被发现并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1933—1936年间转藏于南京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从公展记录、摹本比较、现有刊版、图幅尺寸、成图形式、成图底版、摹绘底本、独特价值8个方面可以发现: (1) “南博本”的发现与公展,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现代新篇章; (2) 新发现了有关“南博本”的中外史料; (3) “南博本”的成图形式为“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 (4) “南博本”与“理格本”有差异; (5) 1602年的原刻版与私刻版有差异。     

东晋南朝东官郡名辨

东晋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立东官郡,郡名应与当地所设盐官有关。由于当时“官”“莞”同音,致使文献中“东官”“东莞”出现混用的情况。《宋书·州郡志》等地志材料曾有过统一检核,故皆使用“东官”,与纪传类材料迥异。整个东晋南朝在制度层面未曾有改“东官”为“东莞”的举措。唐至德二载改宝安县为东莞县,乃是沿用此前误用的“东莞”之名。     

嘉靖七年特别极端干旱对“嘉靖革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明朝嘉靖七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发生概率为2%的特别极端干旱事件。严重的旱灾在北方及南方九省肆虐,导致占缴纳全国赋税额度七成有余的地区遭受大面积的粮食减产。这一事件造成当年明廷不得不在大幅减免内地税粮的同时大规模提高财政支出,以用于内地赈济和边防供给,酿成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此次干旱暴露了明廷盐政败坏、宗室占田、军屯荒废等方面的弊端,边防供给体系失效。明廷不得不通过改革盐政、核查六部乃至清查勋戚庄田等一系列革新措施来筹备用于赈济和供边的粮饷,以应对危局。这促成了“嘉靖革新”的开启。     

敦煌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时期的水利官吏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期地方各级水利官吏的设置运作状况记录。唐代前期设都水令,为当时敦煌“统以千渠”的最高级别水利官员。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设“水官”“部落水官”以及“水监”“部落水监”“地方总水监”。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专设水司,长官为都渠泊使,下设多名水官。敦煌绿洲四界及寿昌灌区分别设置多名有特殊责任的水官“平水”,以“平治水利”,平水“相量”为务。此外,每条灌渠、每座斗门均设渠头或斗门长,属基层一级。这套水利官吏系统层层负责,相互配合,有效保证了农田灌溉顺利进行。同时敦煌民间还自发地组织起一批“渠人社”,这对地方政府水利管理体系是有益的补充。研究历史上水利官吏系统及其运作状况,对今天河湖运行和治理管护也具有借鉴作用。     

两张英藏晚清广州洪兵舆图成图时间再考——兼及舆图成图时间考证的“断限逼近法”

成图时间考证是传统舆图研究中最初步最重要的工作,本文利用“断限逼近法”重新考察两幅清代广州洪兵舆图的成图时间。通过对新发掘档案的梳理,判断将F.O.931/1079图的成图前限推至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结论尚不成立,而F.O.931/1892图的成图断限则可由原来的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初五日进一步推断为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