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

城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是城市功能转型的典型代表。运用实地调研、访谈、批判性语篇分析等方法，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建立起贯穿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和使用全过程的解构思路，从“规训者—反规训者”视角分析了武汉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①武汉市滨水公共游憩空间的生产是规训者与反规训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经历了由空间的表征主导的“游憩化规划”阶段，由空间的实践主导的“水岸重塑”阶段和由表征的空间主导的“流动秩序实践”阶段；②多元利益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趋同性空间再造和自下而上的异质性空间实践，但政府始终主导着空间生产过程，保障了其游憩化、公益性方向。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的拐卖儿童问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本文基于公益平台获取的1960-2015年被拐儿童数据记录,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宏观环境分析等方法,针对拐出侧从宏观视角,探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1960年以来,拐卖儿童犯罪经历了极低发期、快速增长期、高发稳定期和低发稳定期四个阶段。被拐男童多于女童,犯罪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②1960-2015年以来犯罪高发地区主要是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由“数地高发”向“全国频发”的格局演进。拐卖犯罪存在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热点省份随时间的推移,呈现由“华东”→“西南”→“东南”的演变轨迹。③地理条件、法律政策、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时空不均衡是犯罪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江汉平原农户日常休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江汉平原京山市乡村抽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通过指数分析揭示农户日常休闲变化特征，运用回归分析透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户日常休闲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类型，但已呈现多样化、新兴化趋势；以“自家”为主要区位，但家外化、远程化特征显现；以“自家娱乐消遣型”为主流模式，但“手机/网络”为代表的“自家学习发展型”休闲增长迅速。乡村休闲发展水平受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双轮驱动”，农户个体休闲“惯性依赖”特征显著。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传统农区人地关系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地缘战略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兼具改善地缘环境和拉动对外投资的目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采取地缘战略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通过整合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比“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增长更快，说明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但是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和制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策等有参考意义。     

旅游地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及其影响机制

流动摊贩的空间治理成效关系着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建立了关于弱势群体空间政治中“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于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空间生存状态的案例分析中。发现：①受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影响，阳朔西街的流动摊贩被政策法规在正式制度层面认定为“不得其所”，但其在旅游经营活动中却受到其他空间使用者的欢迎，在非正式制度层面是“安适其位”；②西街流动摊贩的空间生存状态具有“不得其所”与“安适其位”的双重性，由此也塑造出流动摊贩在阳朔西街时空嵌入的空间结构；③内部群体特征（灵活流动性、规范化提升）与外部社会文化情景（和谐稳定的社会话语、旅游场域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因素不仅有效消解了正式制度层面所形塑出的“不得其所”空间规范，同时也强化了非正式制度层面与空间结构上西街流动摊贩的“安适其位”。     

中国公共图书馆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1994-2013年中国县域公共图书馆数据为研究基础,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规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其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及强度差异,并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整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不同等级公共图书馆的数量结构特征展现出由“金字塔型”向“哑铃型”演变的态势;②中国公共图书馆在空间上的等级扩散效应较为显著,其集聚水平逐步下降,趋向空间均衡分布方向发展;③中国公共图书馆密度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但区域间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④中国公共图书馆时空分布格局是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公共图书馆时空分异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存在差异。     

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女性空间实践与城市品牌构建研究:“红头巾”案例

“红头巾”作为中国近代女性跨境流动的典型案例，其影响不囿于“全球/地方”、“公共/私密”的空间尺度，还作用于城市尺度的实践，体现在“红头巾”符号被运用于城市品牌的宣传之中。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比“红头巾”作为城市品牌构建在新加坡和三水两地的空间实践过程，研究发现：新加坡赋予“红头巾”建国英雄的身份，融入城市建设史并与现代城市空间共同打造城市名片；三水则以坚韧的三水女性华侨符号构建当地文化品牌，但效果无法等同新加坡。女性在城市尺度的空间实践值得关注，女性的流动将重构地方文化并塑造区别于男性主导的城市气质，最终作为实践空间的地方文化符号，成为城市迈向全球城市的文化资本。     

“场域-行动分析”视角：贵州西村农民的旅游抗争

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卷入到旅游开发浪潮中，围绕旅游而发生的抗争日渐增多，这里称之为“旅游抗争”。旅游抗争主要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地方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提出“场域-行动分析”这一新分析视角，破解“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两种分析模式内蕴的“行动-结构”、“个人-社会”和“主观-客观”二元困境，将“结构-制度分析”化约为“场域”，具体分为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将“过程-事件分析”化约为“行动”，具体分为行动的策略和一般演化路径。在该理论视角的关注下，本文对贵州西村旅游抗争的缘起、策略、演化路径及后果进行了完整叙事，为抗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重构了二重性分析范式。     

大都市区民宿和酒店业竞争格局演化及成因探测——上海案例

大都市区民宿和酒店业的空间竞争区位识别及其态势驱动力解析是实现都市旅游住宿业多业态共赢与全域可持续的重要现实条件。本文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从微观尺度刻画上海市民宿和酒店业的空间竞争格局演化特征并探测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上海市民宿业和酒店业集聚热点均趋向群集演化,民宿业历经“零星单点、单核、双核引领+郊区多组团”演化阶段且具有显著的景区指向性;酒店业历经“单核、单核强化、面状集聚+点状环绕”演化阶段且具有显著的城市商业中心指向性;②民宿业与酒店业的空间竞争程度加剧,竞争范围扩大,竞争形式由酒店业近乎垄断的空间剩余竞争发展为空间非剩余竞争和剩余竞争并存,最终形成空间竞争与错位共生并存状态。③文旅禀赋、商业设施和人口集聚是影响民宿和酒店业微观布局的主要因素,地价和交通条件的影响次之;经营理念、客群定位、经济实力以及空间载体差异是造成民宿和酒店业格局分异的隐性宏观动因。     

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

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社会角色是一个相互形塑和建构的过程，揭示两者的互动机制对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经历了农业生产空间、农旅并存空间、旅游消费空间的演变过程；村民角色从“农业生产者”，经不同转型轨迹，归于“旅游从业者”角色。权力、资本和市场等主体对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对村民角色扮演提出新的期望和规范；村民主体的微观权力、资本积累、个人技能、个人观念影响其角色扮演与空间适应；不同角色村民主体通过微观空间生产行为，促使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也会产生民宿空间分异和乡村公共空间侵占等问题。     

论中国东北地缘关系及因应对策

本文以历史、现状、未来的视角对中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地缘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总结和趋势判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因应对策,即:在地缘政治方面与俄罗斯合作,防御日美联合及其构建地区性防御体系;在地缘经济方面与日韩合作,促进东北亚经济的共同发展;在具体策略方面,推进对国内和对国外两个开放,以开放促开发,促进区际联系和国际合作,用地缘经济促进地缘政治的良性发展,为东北区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U.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ast Asia has led the world in economic growth and export expansion in recent decades. The phenomenal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among the so‐called “four little tigers”—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enabled them to achiev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y (NIC) status in the 1980s, followed by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ailand. Earlier studies explained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paradigm, or the so‐called the statist approach. Scholars also argue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nks to technology transfers. Kojima and Ozawa and later Kohama, however, argue that Japanese FDI help East Asian economies while U.S. FDI do not because Japanese technology transfer practices are appropriate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but not the United States'. Thus, we revisit the issue of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st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FD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Using a Barro‐type growth model, we test the effects of FD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on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n NICs. We find that FDI from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elpe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our little tigers,” but not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ailand.     

Strategic Reassertion in Russia's Central Asia Policy

President Putin has presided over a proactive, hard-headed and relatively effective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spian region since at least the summer of 2002, which aims both to support Russia's revival as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nd to help tackle at source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from the volatile south. In line with rising domestic nationalist thinking and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officials with a security service or military background, Moscow has been searching for a rationale to support a more assertive policy in the region. Meanwhile, Russian and American views on the scope and conduct of the war on terrorism have diverged in important respects. Russia lacks an overall regional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but is seeking to mesh together geopolitical, security and energy policy goals. It is seeking to reinvigorate its military–security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under the banner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achieved long-term agreements for energy transit and purchases that make Central Asian state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Russia in energy policy. Overall, a dynamic of competition is displacing the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states,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sia. The prospects for a fully-fledg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region are fading but the reality of security threats from Afghanistan and within Central Asia might eventually reconcile Moscow to a lower profile but long-term western strategic presence in the region.     

俄罗斯的欧亚选择与中俄边疆区域合作

历史上俄罗斯多次出现"回归欧洲"还是"融入亚洲"的讨论和选择,但独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决定了俄罗斯必须在欧亚之间起到有效的链接作用,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离不开俄罗斯的积极作为。俄罗斯在积极与欧洲发展合作的同时也要在亚洲扮演重要的角色。中俄边疆区域合作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使中俄关系保持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就必须排除"中国威胁论"论调的干扰。     

东北亚地缘政治特点与中韩经贸合作趋势

本文在简述亚太及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基础上,分析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两个特点,探讨评价了中韩两国经贸合作的基础、原因,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指出了两国今后经贸合作的趋势与方向。     

论地缘战略的主体间性——兼论中国地缘战略抉择

主体间性一词是20世纪西方哲学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等多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主体间性就是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主体间性具有物质性、实践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其存在于集体主体之中,可以通过"教化"获得。据此,本文通过对四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即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的历史分析,挖掘了隐含在其中的主体间性。并以美国对苏联和中国实施的地缘战略围堵为例,通过分析同一地缘战略所导致的截然不同结果,表明了地缘战略的构建、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循主体间性。最后根据主体间性提出中国未来地缘战略抉择。     

“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机遇和前景无限,但同时遭遇着严峻的地缘风险。重大项目地缘风险是由地缘因素引起的导致重大项目产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具有客观性、主观性、主体间性、不确定性、后果严重性、纯风险性特点。论文基于全球、区域、国家、项目四个尺度,从“地缘”视角深入探讨了重大项目地缘风险影响机理,在多尺度、多主体、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框架下构建了重大项目地缘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以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重大项目地缘风险为例进行研究,并对缅甸密松水电项目进行地缘风险微观剖析。     

1797-1800年美国与法国准战争探析

18世纪晚期,美国为维护海上权益与地缘安全,加剧了与英法之间的矛盾。美国在《杰伊条约》中对英国的让步,换取到美英之间十年的和睦,却导致美法关系紧张,美国与法国从同盟走向准战争状态。最终美法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但这场准战争深深影响了美国早期的内政和外交。     

蒙古国地缘特性及其国际关系

在国际关系格局中,从力量和影响来看,蒙古不是一个十分有地位的国家。然而,由于蒙古国的地缘政治位置的特殊性,在大国战略关系中,蒙古就象一个砝码,它能使亚太战略结构的天平产生倾斜。蒙古对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大国均有重大战略价值,它的对外政策取向将对这些大国之间构成的复杂的战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同时,蒙古处于有关大国之间形成的地缘政治结构中,蒙古的国家战略和对外关系受到大国关系的严重制约,具有清晰的地缘政治特点与模式。     

联合跨界合作演进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为改善地区间贸易开放程度,提升整体竞争力和促进跨行政边界生产要素流动,欧洲、北美和东亚地区已形成多个联合跨界合作区域。传统区位理论认为边界地区不利于形成产业集聚,但联合跨界合作区域受行政边界渗透和隔绝效应的共同影响,面临"市场潜力"和"市场竞争"间博弈,因地制宜形成独特发展模式。从联合跨界合作的动因出发,对影响要素进行研究,总结了典型模式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联合跨界合作需因地制宜,全面分析地区投入产出关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空间管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