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诸王出镇敦煌相关问题新探

元代在敦煌地区设立沙州路总管府,并以瓜州为其属州;同时派诸王进行出镇,建立起统治敦煌的军政管理体系。豳王出伯、豳王南忽里及喃答失太子曾出镇包括沙州、瓜州在内的河西西部地区,此后属于外王系的阿剌忒纳失里也曾短暂出镇沙州。由于出伯家族出现支系化趋势,豳王又衍生出一等王肃王封号和二等王西宁王封号。由此,出伯家族由原来以豳王王号出镇肃州、瓜州、沙州、哈密等地,变成以不同王号分镇不同区域:豳王出镇肃州,肃王以及威武西宁王先后出镇哈密,西宁王出镇沙州。自天历二年(1329)起到元末明初,西宁王系诸王忽答里迷失、速来蛮、牙罕沙、速丹沙以及阿鲁哥失里先后袭西宁王位,出镇沙州地区。     

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

有“国之西门”之称的凤翔 ,由于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易守难攻 ,故驻有重兵 ,是京西北的主力大镇。从宝应元年起 ,凤翔兼有陇右节度之称 ,永泰元年 ,陈郑泽路军移镇凤翔 ,凤翔开始成为京西重镇。泾原地势平坦 ,易攻难守 ,“泾原兵变”后军力曾一度有所减弱 ,到贞元后期 ,农业经济得到恢复 ,粮食自给有余。宁不但在地理上处于京西北中心 ,而且因屯驻着朔方军而实力雄厚 ,成为京西北的中心大镇。灵盐素有“国之北门”称号 ,既承担着防御吐蕃的任务 ,又支撑着北线防御回纥的天德、振武两镇。天德、振武是京北沿边的镇 ,主要任务是防御回纥。坊、夏绥都是不临边的小镇 ,因其地处京西北防御圈里面 ,所以多用作屯驻军队和作为后方基地     

职校课堂教学模式效能化新探

职业教育的主旨就是围绕课堂教学,其模式的效能化是必然的要求,既服务于学生的需求,又致力于就业的导向,因而这也就大大提高了对教师的素质要求。     

云冈石窟开创问题新探

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云冈石窟开创问题的研讨工作,虽均以《魏书·释老志》记载为凭,由于对文意解释不同,中外学者多认为,云冈石窟的开创始于“昙曜五窟”(即现编号的十六～二十窟)。其开创年代又有“兴安”、“和平”之说。     

元大都漕运问题新探

元代漕运制度至关重要。元太宗时期,燕京漕运继承了金代漕运制度,采用按依限次之法将漕粮运至通州;然后,利用利用金代旧漕河运至元大都。旧漕运河应在朝阳门、呼家楼、白家楼至通州城北一线,与坝河并不是一条河。元世祖时期,实行漕粮海运,在大都地区创立接运制度,设置接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漕粮运输。最初利用坝河转运至大都,随后开凿通惠河进行转运,皆是创举,提升了漕运效率。     

元代缠足问题新探

本文从讨论马可·波罗“漏写”缠足问题而引发对元代缠足现象的探讨。在对元代文献中的缠足资料和相关出土文物作了考辨后,作者认为:一、元代常见的“金莲”一词,其基本含义是指穿上女鞋的缠足,也用以单指缠足;二、其它称谓有罗鞋、绣鞋、弓鞋、凤头鞋和玉钩等;三、元代女鞋的显著特点是窄和弓;四、元代后期已有“三寸金莲”之类的记载,尽管当时这四个字尚未连用在一起。缠足自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将文献资料和元代九双窄而长的女鞋(可称作“窄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推论:元代缠足主流是将脚的前部缠得窄小,到了元代后期虽已出现类似“三寸金莲”的记载,但尚未成为主要制式。马可·波罗在元代前期来到中国,不可能闻见后来才流行的“三寸金莲”那样的缠足,而且他在华期间主要与蒙古人和色目人交往,也可能尚未闻知当时汉族妇女已有的将脚缠窄的习俗。     

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

内容提要 除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主义,鄂豫皖肃反发生原因至少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指挥枪”原则。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不是2500人,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其中小部分人被杀,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中下级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清代江苏建省问题新探

清代江苏何时建省,也就是江南省在什么时候分省,是江苏、安徽两省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受到学术界长期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康熙六年前后相关史料的考辨,认为江苏建省是始于顺治十八年的左右布政使分设,以康熙六年为新设布政使命名而告完成。在建省过程中,清廷和地方督抚大员起着各自的作用。与江苏建省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全面、深入地解读相关史料,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

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朱亚非明代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战争,是中、日、朝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尤其是贯穿于战争过程中的中日双方和议谈判,前后长达五、六年之久,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对和议的背景与得失进行探讨,以求正...     

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

明代州县增设改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有历史的遗留,二是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三是有当时政治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不能把人完全隔绝;历史遗留和当时的政治,都是人为的因素。州县的增改、疆域的划分,无疑是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分析明代740多个州县增改的原因,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     

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订补

《里耶秦简(贰)》新出现一些秦代郡县道,本文从中归纳出4个郡和34个县道,其中城父县属淮阳郡、镡成县属洞庭郡。简牍可见从秦都咸阳发文传送至南阳郡—南郡—洞庭郡,以及文书在内史和郡属各县道及县下乡里之间的传输路线和传送方式。里耶简牍还可以复原秦洞庭郡的全部属县,并可由此推论秦洞庭郡的治所先在新武陵县,后迁往临沅县,时间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三十年间。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后魏孝文帝与高句丽王云诏》中所见魏、丽形势及双方关系

北魏孝文帝给高句丽王高云的诏书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诏书于太和十六年九、十月份发出,要求高句丽派遣王弟入朝,高句丽最终顺从了北魏的要求。诏书内容可以弥补多件文献阙载的历史事件,可以藉此了解孝文帝精心策划迁都洛阳过程中对内树立权威、对外极力笼络的手段,对研究高句丽国情、魏丽关系大有裨益。     

论县制起源的时间

县制是很古老的制度,而县制的起源颇有争议,本文系统总结了历代关于县制起源时间的说法,认为县制当起源于西周时期,并且提出确定县制的起源不应当仅仅从县字的出现入手,而应当从性质上讨论.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再探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自雍正年间提出,至乾隆十二年后大体厘定。但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仍然发生了高达124次的缺分等第调整,其中又以中、简缺升为最要、要缺为主,迫使清廷于乾隆四十三年出台了繁简互换的规定并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仍有一些例外。自此直至道光朝仍有相当数量的缺分调整,咸丰、同治两朝改缺甚少,到了光绪末、宣统之际再度升温。各省内缺分分布存在反“中心—边缘”,“中心—边缘”双中心,沿河、沿海、交通线的线状分布,贴近经济中心等诸多模式。以1911年为例,附郭县的缺分等第整体上在府内占据优势地位,但仍有48个府存在附郭县缺分等第低于府内其他厅州县的情况。州县缺分与优瘠缺的关系亦非一一对应,湖南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

侨州郡县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难点,对于前燕设置侨郡的研究尤为不足。通过比对《通鉴》和《晋书》的记载,可知慕容廆设置侨郡的时间在建兴二年,早于东晋。慕容政权采取任用非本州人担任侨郡太守的政策,以此来削弱流民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政策激化了汉人大族与慕容政权的关系,并导致了大族的叛乱。慕容皝将侨郡改置为侨县,进一步削弱大族的势力。侨郡的改置反映了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     

金代镇的若干问题研究

金代镇的数目与其系年问题尚无确论,本文经过研究认为,至章宗泰和八年金代存有镇518个,之前曾有镇578个。金代镇的长官职同宋代的镇监,称为"知镇",被纳入国家职官建制之中;镇上另设有同监、巡检、司吏、提控等官员,与知镇共同负责民事、词讼、税收、户口、治安、防御等事务。定居人口的增加和镇市建筑的修建表明镇已具有了城镇的完备形态,并承担着经济、行政和军事等诸多职能。     

古镇遗产分类及资源型古镇的保护性利用模式初探

古镇是人类主要聚落形态之一,按其成因和社会功能可把古镇分为聚落型村镇、区域贸易中心型集镇、资源型或资源—产业型集镇、军事重镇型集镇和文化景观型集镇等。资源型古镇通常是在对某地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场镇,它的发展历程直接折射出区域社会变迁及其关联的社会背景,构成地方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对资源型古镇的保护性利用旨在服务当地,在内容和形式上旨在使古镇的"形"与"神"与其生存空间达到高度的融合与统一,从而准确传达古镇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及遗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