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写作对后世的启示

《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司马迁的倾心巨作。司马迁创建的纪传体写作模式更为后世的史家所采纳,成为传统官修史书的写作体例。纵观《史记》全书,贯穿着司马迁的许多写作理念,如,批判地继承了先秦诸家思想、注重"人"的色彩、在写作人物时保持客观性、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分析《史记》的写作思想,对我们现在的历史写作亦有重要启示。     

司马迁《史记》之中庸思想观辨析

"中庸"作为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为司马迁继承并将其应用于《史记》,使这部史学巨著散发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人文精神之魅力。本文试从思想内涵、人物评定、史学思想等方面入手,辨析《史记》中所蕴含的中庸之道。     

《张闻天传》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

重视历史人物的活动，重视人物传记，是自司马迁的《史记》以来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注意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的。实践证明，人物传记具有丰富、补充通史的作用。毫无疑问，通史应该吸收人物传记提供的新史料、新观点。     

史志人物传笔法探讨--实录与塑造的史传借鉴

地方志书中人物传的写作应该借鉴史学作品中传记的写法,注重真实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统一,使实录写法与文学塑造科学结合。要立足史实,为传主设计语言,描绘心态;要围绕传主性格,选择大事,描写细节;要长于叙事,寓论其中。     

冷对青霜剑，敢铸千古词——司马迁

司马迁的名字是与开纪传体历史著作先河的《史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部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名著,以创新的体系,考信和实录的风格,不与前人同是非的历史观以及精炼而铿锵的文笔、深湛的语言艺术,赢得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桂冠。每当我们阅读这部上下三千年的古代通史,总会发现有许多不见经传的记载;     

中共党史人物丛书的来历

二十年前,陈志凌等一批中青年教师发起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从那时起,他们克服无专门机构,无专职人员,无专门经验的困难,遵照司马迁《史记》体例规范,撰写出《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型丛书1—70卷,1800万字。该书计划出100卷,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究其根由,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政府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马、班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但目的迥异,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探寻司马迁的游历

司马迁一生的游历有三次：一是二十壮游;二是奉使巴蜀以南之游;三是扈从武帝之游。司马迁的行旅实践活动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对古代文化及旅游文化的积累作了重要贡献。司马迁的史学成果无不与其“游”密切相关,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无不与其“游”密切联系,司马迁的学识是在其“游”中得到了锤炼和升华,司马迁正是从“游”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游”使其知识得到印证,使其感情得到升华。     

李广的多重性格

李广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但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的悲情描述及历代文人骚客对他悲凉身世的无限感发,使得他的形象单一化、固定化了。人们所传唱的、心目中的李广,是一个勇敢善战、挽雕弓射天狼,却终生未被封侯的悲剧形象。然而,大人物的性格总是非常复杂的,真实的李广也有着多重性格,有多面特征,扮演着多种角色。     

关于《史记》人物生存价值观的解读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述往事,思来者"中,冷静刻画人世间的真相;以人为本著史,成就一个个人物传奇。在他的笔下,不仅记述人物做什么、怎么做,还始终关注他们的精神品格,彰显了太史公伟大的人本主义精神,让我们透过历史,借一次次"抉择",还原人生的本相。     

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本文以全新的视角对《史记》一书的地理学内容进行了整体分析和评价,认为除《河渠书》和《货殖列传》而外,散见于《史记》全书的地理学资料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天地人合一的大地理观、囊括中外的大视野和原始察终的动态地理现构成了司马迁完善的地理学思想体系。司马迁不仅对中国古典地理学有开创之功,其地理学思想更对后世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生了巨大影响。     

《史记》与秦汉豪富

司马迁《史记》赞扬从事于农、牧、虞、工、商诸业是社会货物的生产经营致富者,予以充分肯定;批判官府与民争利,粗暴地掠夺民财,抑制损害豪富;讥刺汉武帝利用酷吏摧残豪富,酷吏以权谋私;称颂违法而仗义的游侠和豪侠。言为心声。司马迁《史记》“成一家之言”,思想倾向于豪富是其一个重要方面。     

让“太史公”魂归故里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颗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颗是与《史记》齐名青史的《资治通鉴》。前者是司马迁编纂,后者是司马光编著。司马迁与司马光,都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都为丰富和充实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     

《史记》记事断限与成书关系考

《史记》的记事断限(以下简称“断限”),有关《史记》的真伪,历来说法不一。难以定论。唐刘知几言：“《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褚少孙也续补《史记》,但都作了注明,其他人的续补字混杂其间则难以辨认。为了恢复《史记》原貌,剔除后人伪窜的笔墨,就必须搞清断限。推断《史记》断限的人很多,概而言之,不外乎以下几种说法：     

司马迁的平民意识

阅读《史记》,我们会感到其中许多篇章都蕴涵着司马迁强烈的平民意识：《太史公白序》阐明要死得有价值即重于泰山的生死观;《滑稽列传》写下层人物;《李将军列传》要求统治者任贤使能等等。具体说来,司马迁的平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志人物传笔法探讨——“实录”与“塑造”的史传借鉴

班固在《汉书&;#183;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扬雄搏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两千多年来,凡是称赞《史记》的人,大概都会使用“实录”这个考语。但是,“实录”是否就是机械地记录传主的一生,而忽视人物个性和内在本质的开掘,写成或“年表”式或“鉴定”式．或“诔词”式的传文呢?     

司马迁笔下的“阿房宫”可信性初探

近年来,国人对阿房宫考古结论产生了诸多认识上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阿房宫的“建成与否”及“火烧与否”两个问题上。《史记》中有“阿房宫未成”、“项羽屠咸阳火烧秦宫室”的明确记载,而没有“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记载,这与阿房宫考古发掘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即阿房宫没有建成,项羽也没有火烧阿房宫。然而,对阿房宫考古发掘结论持相反观点的人,不但认为“阿房宫不仅建成而且被项羽一把大火烧掉”,还对司马迁笔下的“阿房宫”是否具有可信性产生怀疑。经考证,无论是从司马迁写《史记》的客观条件及其治史态度,还是从其史学思想到写《史记》所肩负的使命感上看,其对“阿房宫”的记载都是客观的、可信的。     

司马迁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的《史记》 ,“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序略 ,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 ,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立的人格精神 ,给后世文人特别是编辑人、出版人多方面的精神滋养。一　崇高的名山追求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 ,是以本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知识来影响社会和政治 ,“太上立德 ,然后立功 ,然后立言”。“三立”之中 ,最现实可行的是“立言” ,或传道授业 ,或著书立说 ,或从事出版活动。武帝时代 ,全国统一 ,…     

风追司马

沿着丝绸之路西行,刚刚过了潼关,进入陕西省,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怀着虔诚的心情,溯黄河北上,专程到较为偏远的韩城,拜访汉太史公司马迁的故里,追寻司马遗风。     

循吏理讼

循吏是封建时代地方官吏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后,2000多年间,生平治绩能被国史载入《循吏传》,一直是地方官员的热切向往和期盼。汉宣帝曾动情地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序》)这里提出的“政平”、“讼理”,既是中央王朝也是小民百娃对官员治绩的最佳期望值,更是史官选择《循吏传》的一个硬务件。所谓“政平”,即办事公平公正,使社会安定祥和。所谓“讼理”, 即及时依法判理诉讼,而无冤滞。“讼理”是“政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政平”的重要途径。历代的循吏们,都将“讼理”作为施政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