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     

历史时间与时间历史——基于雅克·勒高夫史学时间观的双重视角

自马克·布洛赫揭橥史学是"在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以来,年鉴学派的史学时间观就备受关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复线时间观与"长时段"理论,由此构筑了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定框架。雅克·勒高夫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进而把时间概念转换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在年鉴学派中,布洛赫与布罗代尔并没有直接把时间本身作为讨论对象,而勒高夫则与之不同。他一方面探究了过去与现在的互动关系问题,解释了其理论进程如何更新着当代史学的定义;另一方面,他还考察了中世纪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中的多种时间形态的共生或矛盾关系,并揭示了中世纪时期时间观念的演变过程。据此可知,时间不仅是历史思维的尺度,而且也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标志着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久形成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承和发展。1943年的《现在中国史之作法》这则史料字数总计不过百,却立意高远,清晰而准确地记录了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思想,体现了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把学术与民族精神和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学术追求,具有超前性。     

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蔡元培的史学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在史学方面的实践主要有历史教学、著述和史料编纂等等。这些活动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很丰富。以往对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教育等主体思想方面,缺乏对其史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事实上,蔡元培的史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其主体思想密切相关的。探讨他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状况,也有助于我们对蔡元培思想的全面了解和进一步认识。蔡元培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对史学功能的进一步阐发,对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论述,对史料搜集整理的重视,以及对中西史学相互沟通的认识和实践等方面。     

论尚钺的史学观

尚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史学社会功能方面,他认为史学的研究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发展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史料选择方面强调要足够多地占有史料,全面分析史料,正确对待史料不做史料的尾巴。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尚钺认为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用效果和动机相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     

比较史学何以成为可能——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初探

比较史学侧重于跨时空的历史对照研究,是一个晚近新兴的历史研究领域。刘家和先生为构建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比较史学,将"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基础,以可比性为中心建立比较类型,在对史料进行考证批判的前提下就比较对象进行深入剖析,抓住其异同的本质,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比较类型,从而把握比较对象的本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实践具有方法论层面的示范意义,显示出独具一格的理论旨趣,将比较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些理论和方法建立在大量具体的中外、中西史学比较成果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性,为解答比较史学在实践中何以可能的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五四时期对新史料的接受与认识

19世纪末以来新史料的大发现 ,对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前后是接受与认识新史料的重要时期 ,王国维等人积极利用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并大力介绍新史料 ,使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很快认识到了新史料的价值 ,这对于五四时期史学乃至 2 0世纪史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Analysis of Japanese influence on the three major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in early moder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ree great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of New Historiography,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an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arly modern growth of modern and early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ploring how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ers selected, deviated from, and assimilated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while also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how the recipients utilized Japanese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s and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scholars in researching Chinese history to construct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a study of the academic trend of indigenization.     

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六十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The rise of ‘auxiliary sciences’ in early moder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swer to historical scepticism*

In response to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empirical models of scholarship and an increasingly sharp sceptic criticism against historiography, early modern historiographers strived to place their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on a more ‘scientific’ basis through a new approach to historical writing. Their strategies included the mobilization of various other scholarly disciplines, such as geography, chronology, linguistics, ethnography, philology, etc. that came to function as ‘auxiliary sciences’ of early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se came to fulfil three main roles in historical writing. Firstly, they supplied knowledge on cultural-historical topics that were newly introduced into the subject range of historiography. Secondly, they offered new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reliable historical evidence by opening up new source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thirdly, they proved helpful in deciding scholarly discussions among historical writers. Through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use of ‘auxiliary sciences’ in seminal texts from the new current in historical writing, I will shed light on the range of scholarly disciplines that were enlisted in early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how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mor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正视·总结·继承·发展——2007年高教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理论特色

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具有鲜明的文化发展意识、民族发展意识、史学批评意识、历史总结意识和自觉的会通意识等特点。该书的面世不仅有助于推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和历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意义和发展趋势,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进入21世纪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最新研究和解读。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