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对其适用性问题的深刻质疑与反思。     

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脉络刍议

侵华战争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存在一条可以视为环境史趋向的研究脉络。大体而言,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二战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只是将环境作为历史事件与社会演变史的一个背景因素,或是研究中提及的一个侧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在侵华战争研究中建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将环境元素作为侵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意识之一;21世纪后,随着一批学者吸收或采用环境史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多维视角研究侵华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后续中国社会的影响。梳理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长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能够推动中国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加强对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反思。     

环境史的研究及反思——马立博(Robert B.Marks)教授学术访谈录

环境史近年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领域,马立博教授是西方环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马立博的个人研究理路经历了从社会经济史到环境史的转变,他的众多作品中《虎》是一个关键节点。他的研究理路转变和对环境史的反思,对于我们理解环境史有很大助益。同时,他仍认同"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赋予中国关键角色的全球史对于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叙事至关重要。他指出中国环境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宝贵建议,认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应该增加更多关于生态科学的议题,注意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网络,包括我们如何看待环境和将非人类生命纳入我们的叙述体系中,进一步将中国环境史研究扩展到全球史的研究。马立博教授期待中国学者能在这一领域做出全球性的贡献。此外,他在访谈中提到的环境史研究学者及代表作尤其值得关注。     

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

2008年7月22—2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社会—生态史研究圆桌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旨在研讨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中的问题,分析海外环境史学的最新动向,探讨环境史学科建设大计,推动环境史与其他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联结和贯通。来自全国2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除历史学者之外,还有来自地球科学、人类学和中医学等领域的多位知名学者。会议分“生态人类学、环境考古学与环境史研究”、“东西方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动向”、“疾病、灾害与医疗卫生史”、“农业、食物与环境历史”等四个专场,与会学者就环境史学科建设、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等重要论题展开对话,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了让更多同道师友分享会议成果,现就主要问题和观点进行简要评述。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景和意义环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首先兴起于美国。一般认为,纳什(Rodrick Nash)1972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首先提出“环境史”一词。环境史兴起的直接导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但其学术渊源相当复杂,可以上溯至大航海时代之...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评介

<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史研究始终是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江南史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对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探讨,再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之数次转向。如何把握江南文化的多样性特质,具体地揭示出江南地域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以及这一区域在全国发展中的意义?如何真正把区域江南带入整体中国,实现区域史呼应整体史,借江南日常生活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肌理?冯贤亮教授的新著《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     

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新思路的结果,章开沅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史研究率先予以大力倡导,具有开创之功。随后使商会史研究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领域,主要得益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继而又运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考察和分析商会,不仅推进了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使"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逐渐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领域。近30余年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同时也应避免在借用当今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     

从地理学到环境史——英国地理学家伊恩·西蒙斯

伊恩.西蒙斯是位长期从事环境史研究的英国地理学家,其著述既体现着地理学与环境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具有自身的突出特色。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西蒙斯的研究志趣先后从生态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研究转到文化视野下的生物地理学研究,并最终转向了环境史研究。其"转向"历程反映了西蒙斯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史的关注、理解和研究。这篇文章首先系统回顾了西蒙斯的环境史转向过程,然后从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两方面分析了这一转向的动力——这种转向既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推动的结果,也是西蒙斯长期从事的跨学科研究继续发展的结果。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问题刍议

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移民史,常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一种是把中国移民史视为中华民族海外发展史,着重研究华侨与祖国的关系,强调华侨的爱国主义传统;另一种是将中国移民的活动,放在移民所在国的历史中考察,着重研究华人成为所在国社会组成部分的过程,强调华人对所在国的贡献及其在当地的生存权利。大体上说,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多持前一种看法,战后世界各地新一代华人学者则多持后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自有其产生的不同历     

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缘起及其发展动向

城市环境史,是关于城市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环境史研究兴起之初,城市环境史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城市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城市化、郊区化所导致的环境变迁,城市中的污染、健康与公共卫生等问题,都意味着城市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不可能长期处于边缘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环境史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考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其二是研究城市污染治理及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三是探讨不同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环境权益。可以预见,城市环境史研究在未来将朝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     

自得、创新与建树——读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集》

中国史学史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白寿彝先生就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并立志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摆脱旧模式的影响,使其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五十多年来,白先生为中国史学史这项工程的设计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辛勤劳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1999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论集》),收集了白先生自1946年至1993年陆续写作的36篇代表性论文。这部论集是白先生关于史学史研究论文的首次单独结集,它将与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交相辉映,共同反映出白先生在几十年学术求索中对中…     

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一、复杂的研究对象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     

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

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趋势 ,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理论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作者认为 ,在方法论上 :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 ,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及其划分区域的客观标准 ;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 ,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 ,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明清以来山西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结合国内外学术发展前沿和主要趋向 ,作者提出今后山西区域社会史应当首先从“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 ;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 ;三晋文化与民俗 ;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四个方面开展研究。     

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复兴,区域性历史研究也日益繁荣,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在这种形势下,近代东北史的研究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模式,兴起了一股区域史研究的浪潮.然而,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混淆、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

城市环境史在其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首先,一场关于城市是不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学术争论不仅肯定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更推进了环境史的理论思考。其次,在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上,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用“政治文化路径”分析补充“技术路径”分析的主张,并最终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面貌。再次,因为空间尺度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城市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内在论”和“外在论”两种方向。但不同学者在坚持各自方向的同时,也在尝试进行综合,力图写出更全面的城市环境史。回顾城市环境史以往发展历程中的这些现象,有助于中国学者开展新的研究。     

评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新的趋向,众多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扩散到传统中国的各个角落,通过对区域内个案、事件、群体等的具体研究重新理解地方社会,区域史研究渐成气候。而明末清初由于其前接传统、后续现代的时段特殊性,更成为学者考察地方社会的最佳选点。     

三十年来辽金自然灾害研究述评

<正>自然灾害作为危害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历来受到史家关注,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算起,中国自然灾害史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起步。时至今天,自然灾害史研究日益繁荣,涌现出不少资料汇编和灾害史专著,在史料搜集与研究方法上,前贤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经验。辽金时期的自然灾害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史研究在我国的日渐勃兴,取得了长足进步。此领域除刘壮壮《二十世纪以来的辽金农牧业史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在“农业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机制”一节中有所概述外,仍缺少整体的梳理和评析。     

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

环境史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自出现伊始,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它不仅拓宽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全新视角．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尽管不同学者对环境史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有不同理解,但无论哪一种看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念论析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是受欧美近代阶级观念和阶级革命运动启发而产生的,基本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或阶级斗争学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均平观念也渗透其中,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从事阶级革命的简单法则。2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阶级内涵的理解是肤浅的,互助论对早期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阶级斗争应用于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国社会不同学派和政派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导致革命阵营的分裂。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制—阶级的阶级理论逐渐形成,并确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阶级斗争史从一开始就被与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分离开来理解,这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误解,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研究民国军阀的新视角——兼说《阎锡山幕府》

军阀是中国20世纪前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及其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既经产生之后便成为这个社会的重要支柱．并且明显地作为惰性力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军阀史研究之所以必要,它之意义恐怕正在于此。然关于军阀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仅是个薄弱环节．而且明显地存在着特定时代的局限性,很难科学地说明军阀产生的根源。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视野才逐步转向军阀产生的社会土壤,才摆脱了只限于经济结构或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