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方法与态度:二重证据法的考古学反思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推动了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但是对此方法的滥用也招致了批评之声。对考古学学科特点和考古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梳理,可以证明"二重证据法"应用于中国考古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而有关西方考古学不使用历史文献以保持"纯洁性"的观点是一种误解。本文分析了考古学研究在使用"二重证据法"过程中存在的"滥用"和"不用"现象,指出该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范畴和操作程序,认为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和严谨的态度采用包括"二重证据法"在内的一切有效的方法,推进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     

"神话考古"的若干反思

20世纪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大多都注意到一个问题：传世文献中涉及神话的材料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零散不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为他们指引了方向。王氏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王氏当时之所以倡导此法,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到时人“疑古之过”,其初衷在于补救疑古过甚之弊,欲以“地下”、     

"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之再辨析

在殷墟发掘以前,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1925年述学社《国学月刊》;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给中国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说明,以解决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殷墟发掘以后,此法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扩大了范围,把地下的考古材料（包括古代文字在内）与古代文献相结合,以研究中国考古与中国古代历史。     

西北早期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综述

正2019年7月27—28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青海师范大学主办,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黄河文化研究院承办的"西北早期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青海西宁召开。全国百余位与会学者对提交的90篇论文,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勘     

专栏导言

正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刚好120周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与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文库被并称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两个甲子以来,经过一代代学者的辛勤努力,甲骨学已蔚然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尤其是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文和金文)印证"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的"二重证据法",并运用甲骨文解决了殷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为甲骨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活着的古城

“几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是个饶富兴味的话题,专家在做出解答时,往往会引用大学者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发掘出的地下之新材料,与典籍中固有的纸上之旧文献对照印证,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复原出古人的生活图景。     

甲骨四方风研究的新进展与反思

正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也是上古史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甲骨文发现120年来,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甲骨材料中有若干关于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可互相参证,对商代史研究有重大意义。运用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古已有之,宋代和清代学者用金石资料考证古史所获颇多。王国维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综合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发展出了"二重证据法",核心理念即运用出土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包括用出土史料(出土文献、古器物等)印证传世文献的部分实录性、用传世文献阐明出土史料的内容两个方面,对古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沟通文物研究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种作法——评《古诗文名物新证》

历史这座大厦何等辉煌壮丽,它的千门万户当然不能用同一把钥匙打开。治原始社会史的学者们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重视的是物质遗存的组合关系。而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其著述一般立足于文献史料。王国维先生虽提倡“二重证据法”,但他的二重证据实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还是从文献到文献。可是时代愈往后,材料愈多:除了史部的大量公私记载、哲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二十一世纪古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五&;#183;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和西学东进的洪流。随之而来的新史学观,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在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崛起,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力行,郭沫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的旗帜高扬等等,而对中国古史研究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则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开始发掘,应是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任务十分明确,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     

“徐中舒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为了庆贺徐中舒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由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徐中舒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十九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余名学者出席了大会,与会者通过对徐先生在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学、明清史、四川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回顾,一致认为徐先生学问渊博,学术渊源于桐城派的朴学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马     

学者聚焦夏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2020)暨第十二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于2020年9月23日在河南开封举行,本次论坛由河南大学等单位主办,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在"夏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圆桌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指出,夏文化研究是中华文明进程及国家起源研究工作的关键,在中国文化研究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李济先生提出考古重建中国史,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新论

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要以“二重证据法”研治古史,这一卓识对以后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七十年后的现在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二重证据法”提出的文化背景与观堂之学十九世纪后期,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知识界也开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传统的乾嘉汉学因严重脱离现实而渐失昔日尊荣,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先后提倡今文经学,借以鼓吹社会改良。不但如此,一些早期的、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还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介绍到中国,如康有为、王韬、唐才常等人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     

比异析疑 文章尔雅——《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评介

正王国维先生倡导以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相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成为上古中国研究之圭臬。近年来,简牍文献的整理与发表,为早期儒家经典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或能校订旧说,或能补缺去伪,有价值的成果颇多,蔚为大观。最近,武汉大学徐少华先生的新作《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下文简称《探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出版,收录了他十余年间关于早期儒家学说的重要成果,文章尔雅,颇能比异析疑,值     

《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评介

正当下学术界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往往聚焦在文字方面,而对书写的载体简牍本身则关注不多。实际上,首倡"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就非常重视对简牍实物及其制度的研究,所著《简牍检署考》即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与王氏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简牍实物要多得多,大宗的如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都提供了丰富的形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二重证据法的几处误用

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将考古发现运用于《左传》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趋势所在。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左传》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大量采用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疏证《左传》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但其中间有不当或谬误之处。本文仍从新近考古发现入手,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5处误用二重证据法的地方进行补正。     

读《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

王国维曾说过 :新学术之兴起 ,大抵由于新材料之发现。 2 0世纪初期以来 ,先秦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的进展 ,即主要得力于出土文献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显露、积累与整理 ;在获得新材料 ,拓宽视野的同时 ,学者们也在思考 :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历史文献。在这个问题上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仍具有指导作用 :即要以历史眼光解读出土材料 ,并藉考古材料深化对传统历史文献的认识 ,给历史一个相对客观、符合实际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群博士的新作《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1年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