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 红楼梦中的管理哲学

周思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主要著作有《周思源看红楼》、《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等。一本《红楼梦》,成就了一门"红学"。从饮食到服饰、从建筑到诗词……红学专家们从《红楼梦》中读出了几乎涵盖社会所有领域的内容。然而"管理"在红学领域,还是个新鲜的词汇。     

周汝昌和张伯驹的忘年交

周汝昌一生痴迷红学,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被红学家梁归智称为“红楼风雨梦中人”,是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红学考证派集大成者。张伯驹被国学大家启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是近现代词坛大家、书画大家,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周汝昌比张伯驹年轻整整二十岁,但两人却因《红楼梦》而结缘,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知音。     

也谈《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入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论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华人学者的红学研究

论文探讨了旅美华人在海外红学研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华人学者及其各自的学生、亲友在美国及中国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的红学研究圈。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和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借鉴,以夏志清、周策纵、唐德刚、赵冈、余英时、余国藩等为代表的美国华人学者,对红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反思,他们采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信息技术和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引入红学研究,深入探究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提出了"红学革命"和新典范,力求将红学研究重心放在文本研究上,还红学以文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人学者还通过组社、办刊、任教、办会和学术争鸣等方法促进了《红楼梦》在美国的传播。     

红学中人物评价的方法论评析

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成功的塑造了人物形象,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是研究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红楼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分析和研究也由来已久,包括索隐派、评点派、新红学的自传性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的阶级方法等在内的几大研究方向各有千秋,每种评价的方式都有利弊,我们应当在时代背景下研究更为恰切的方法。     

吴宓与《红楼梦》

吴宓（1894—1978年）,字雨僧,陕西泾阳人。他是沂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教授、诗人和红学家,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他一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一贯严谨治学,对我国传统文化造诣极深,又曾游学欧美,学贯中西。他从青年时代起,便喜读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嗜读古典小说《红楼梦》,终生不衰,并对《红楼梦》进行深人研究,识见精深、饮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国内,他与蔡元培、王国维、胡适、俞平怕、周汝昌均为有影响的红学专家。吴宓的红学研究,早…     

《李煦行乐图》特展助推红学研究

<正>2014年12月3日,北京匡时征集到的《李煦行乐图》手卷拍出1863万元,远超估价六倍,现场竞争激烈,前后至少六位买家参与竞拍,耗时多半个小时。这件拍前估价250万至300万元的书画手卷,因画中所绘人物李煦是"红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人物而身价倍增。长期以来,对李煦及其家族的研究,主要依靠《李煦奏折》及后来陆续发现的零星资料。手卷不仅有确切的作者与创作年代,更有曹寅、宋荦、尤侗、朱彝尊等十余人题跋,对李煦与红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红学     

文怀沙与《红楼梦》研究

最近,我有幸先后搜集到解放初期出版的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和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再来阅读这几部红学著作,不禁感慨系之。作为《红楼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它们不仅影响了其后的红学发展,而且对广大读者也有重要的帮助。由于这套丛书是王耳先生(即文怀沙先生)主编的,且文先生先后为这三部著作,写有跋、代序和出版者说明,这就不能不重视文怀沙对《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贡献。     

冯其庸：与玄奘同行

有人说,玄奘的行走把中国人的坚韧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著名国学专家、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的许多成就的取得就是深受玄奘精神的影响。那么什么是玄奘精神?冯其庸先生从玄奘那里究竟学到了什么?     

自封的“半个红学家”江青

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在20世纪红学史上,竟有这么一位人物,既不敢称自己是红学家,也不愿当个普通的红学爱好者,于是给自己封了个"半个红学家"的称号。可别小看这位"半个红学家",她的能量和作用可是一般红学家望尘莫及的,她曾经在红学界粗暴地践踏学术。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在回顾20世纪红学发展的历程时,都不能不提及这个空前绝后的"半个红学家"。此人就是江青。偶尔露峥嵘从相关记载和江青本人的叙述来看,她还是     

浅谈福建筝派的特色

筝,是一种极具中华民族特色、音色优美的乐器。自秦、汉以来,古筝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并与当地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形成了各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流派。现今古筝的流派主要有山东筝派、河南筝派、陕西筝派、浙江筝派、潮州筝派、客家筝派、福建筝派、内蒙筝派和朝鲜筝派。本文拟对福建筝派的成因、演奏技法、代表曲目、传承人等作一阐述。     

论英国革命成因研究的史学演变

英国革命成因问题是英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关于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流派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英国近现代史学的演进趋势,从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到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以及以马考莱、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修正派史学,历史学本身的质疑特质在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催生两大红学名著的幕后英雄文怀沙

俞平伯先生因所著《红楼梦研究》被毛泽东点名而遭受批判,这是当代文学史上无法抹去的一笔。政治干预学术也许将永远成为历史,但前车之鉴却不可忘记,本文介绍了《红楼梦研究》及另外一本红学专著出版的幕后故事,也让我们认识了推动红学研究的幕后人物文怀沙。     

曹雪芹家族败落考(上)

曹雪芹家族史是红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清代政治研究有一定意义。本从曹雪芹家族败落过程这一视角,详细分析了引起败落的具体原和事件,从而有助于对红楼梦写作的背景和内容有更深的理解。     

赵之谦属不属“海派”?

随着对“海派”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原为“海派”开创者的赵之谦属不属该派却成了问题。有人认为,赵之谦不是寓沪画家,极少到过上海,与“海派”名家直接交往也不多,其画风主要融入书法、篆刻之法,与典型“海派”画家的师承、画风、格调亦大相径庭。因此,他不属“海派”,而是另创了“金石派”。本文从“海派”属于地域文化类型的流派概念出发,对上述三方面疑点进行论析,最终认为赵之谦还应属于“海派”,只是他为“派中之派”的“金石派”之代表画家。     

会师陕北

正一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休整,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从鄂东送来了信。信上说:"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当时,红二十五军刚和敌人四十七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甚大,供给困难,对下一步行动还没决定,接到此信,我们心中非常高兴。研究了一番,随即组织了一个后方留守处,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当晚,就率队出发了。从出发地到鄂东,要通过     

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之嬗变——以《孟子师说》至《子思子辑解》为视角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与黄以周的《子思子辑解》既是儒家文化的经典,又是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成果。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充分展示了清代浙东学者对儒家道统的构建和细化。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清代浙东学派逐渐由对义理的关注转化为对考据的重视,至《子思子辑解》更趋细密严整。另外,在哲学本体的选择上,《孟子师说》立心,《子思子辑解》尊礼,但在功夫修养上,两者皆以“诚”与“慎独”为津梁。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清代浙东学派亦经历了回归当下与还原经典的变迁。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不仅真实展现了儒学思想之演变,而且透露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嬗变的消息。     

俞平伯的晚年生活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原名俞铭衡。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他的学术研究以红学为主,《红楼梦辨》是"新红学"的经典作品,后易名《红楼梦研究》,有关论著辑成《俞平伯论红楼梦》两册。     

曹雪芹先辈吉州任官考

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先辈曹振彦曾任吉州知州,这件事在清代编印的吉州方志中,仅有十几个字的记载,语焉不详。对曹振彦的情况记述更少。笔者涉猎红学研究著作,接触到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现将平时积累,连缀成文,供研究者参考。     

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以上海拆城案为中心

上海拆城案是在清末自治运动兴起、城市商业发展、与租界竞争以及城墙自身功能消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议案从提出到最终执行,几乎经历了整个清末民初自治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前期激烈的争议和后期犀利的施行阶段,形成了"拆城以利通商"和"保城以卫家园"对立的两派。拆城派大多属于商人领袖,具有新学背景,而保城派则主要是拥有传统功名的地方士绅。在两派激烈的争论过程中,随着时局的演进,保城派逐渐由强势转为弱势;反之,拆城派由弱转强,从而完成了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新旧群体权势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