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     

苏辙与《古史》

苏辙《古史》是北宋中期义理之学兴起后出现的一部重要上古史史著 ,是书不仅补正了《史记》所存在的某些疏略和讹舛 ,于《史记》有拾遗补阙之功 ,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义理之学兴起后儒家学者的治史风尚 ,对研究两宋史学思想的演变 ,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

提到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其内涵大体包括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两个方面,即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两方面的问题既密切相关,着眼点又各有侧重。对此,学术界的研究,自清末民初至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换言之,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汉学的思想性本来是一个似乎早已定论的老问题,但近二十年来,不仅被重新提出,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可以进一步深化史学史的研究。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韩愈思想研究》

正本书是一本集中研究韩愈思想的著作。作者刘真伦先生在对韩集文本充分解读的基础上,用十六章分别论述韩愈的成长背景、生平经历、宇宙论、人性论、心性论、国家治理学说及其政治、经济、教育、文学思想,最后归结于道统并总结韩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全书脉络清晰,多维视角深度发掘韩文的思想义理,系统地梳理宋人对韩学的接受、传播、讨论、争辩过程,进而展现宋代韩学乃至宋学本身兴起、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并最终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上,认识和批判韩文义理的思想文化价值,颇具深度。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钱穆埘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研究历史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研究历史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研究历史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

章学诚一生治学处于"知难"的挑战下,而不被时人理解。在此心理事实基础上,针对考据学派、义理学派和辞章学派的解《诗》理论,他建构出以兴象和诗教解《诗》思想。包括重视《诗》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以《礼》约《诗》,设身处地的理解《诗》产生的时代语境。最终实现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家的学术理想。章学诚的这种解《诗》思想以明道的角度,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源流意义,贯彻了与之相始终的"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     

历史事实的重建与诠释:宋代义理史学再认识

宋代义理史学以阐扬义理为宗旨,根据这一理念,史家对传世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组合和诠释。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家义理支配了上述过程,构成了史家撰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重建和诠释,史家期望昭示义理,进而达到垂法示训的目的。义理史学的诠释活动与历史解释有着不同的旨趣,其实质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认知活动。     

朱熹说《春秋》

朱熹认为《春秋》是史,是因为反对经学家一字褒贬的解经法,直把《春秋》看作史;朱熹不从一字褒贬中解经,而从具体史实中体会《春秋》义理。同时,他将义理贯穿于《春秋》史事之中,并将义理作为史书写作的指导原则。然而《春秋》义理本身却是不融通的,所以视《春秋》为史,出于朱熹对《春秋》义理不能融通之后无奈的选择。     

试论董仲舒“天人合一”与朱熹“天人合一”相异之处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学问之一,汉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宋代"天人合一"思想虽是一脉相承,却各具特色。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侧重于"天"的主宰内涵,而朱熹的"天人合一"更侧重"天"的义理内涵。加之其二人所处时代之不同,造成了他们对"合一"理论阐释之不同。     

王船山《尚书稗疏》解经思想管窥

王船山遍注诸经,就《尚书》而言,《尚书引义》注重在关切时事的基础上发挥义理,而《尚书稗疏》则更注重训诂字句、疏通经义乃至对宋儒注释偏差的纠正,其中亦体现出了船山鲜明的解经思想:不可以今例古;以经为本位,确立经典的权威性;特重训诂之学,训诂为正经服务。这些解经思想确实区别于宋儒末学空疏解经、主观臆断之倾向,诚有独得之成就,其为儒家文化之重塑用功黾勉,成就实大。     

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

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谢保成安史的铁蹄、八年的战乱,彻底粉碎了唐皇君臣、士大夫们的“风流温柔乡”。当人们从迷梦中清醒过来以后,发现贞观、开元那样的“治世”已经一去不复返,先前的“经典”说教、思想义理并不怎么“神圣”。政治危机,导致了“思想危机”。“异...     

黄老学三才思想考论

《黄老帛书》内多称三才,考三才之道本出《周易》,乃蕴于易卦体系中的义理精义。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义理体系代表,其初亦曾潜在发端于《周易》之内,易数五行化在此过程中起到较大沟通作用。战国末,以《月令》为标志,阴阳五行思想已形成,汉儒欲因此使本以阴阳为思想主导的《周易》五行化,这反映出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影响之大,由此使较早产生的三才世界模式被五行体系所吸纳整合。经汉魏晋以来的长期酝酿发展,最终使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在宋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得到较完善表达。通过对三才模式被五行体系吸纳整合的分析考求,可以断言《黄老帛书》之成不会晚于战国末以迄秦汉之际。     

中晚唐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中晚唐文人完成了由盛唐纯粹文辞之士到知识型、学者型学士的转换,文史兼擅并融的主体丈化特征使史学精神对史论体咏史诗产生影响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传统史鉴致用精神在中晚唐形成风气。受此精神影响,史论体咏史诗多以垂鉴致用为目的,以君主为主要讽谏对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性。《春秋》学派中的疑经新变、委曲发明的史学精神使士子在涉足经史内容时,往往对传统的经史之义进行大胆怀疑,对史实进行细致辨析,倡扬新说,促成了翻案体的产生。适应思想重建的要求,中晚唐史学开启义理之途,提倡以史治心,转变入史观念。这使史论体咏史诗多注意阐发史实背后的道德义理,具有儒学道德化、义理化的特点;从心性角度思考问题;导致了赞扬奇节义士、高隐大德诗风的盛行。     

敦煌石窟"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曼荼罗"初探

本文从图像学和图像义理的角度,依序从经典、义理、造像仪轨、图像比对等,对敦煌现存的几个遗例加以细部考据,希望寻得其中的发展脉络.发现了它们呈现一种既有传统可遵,又有个别时空差异的丰富变化现象.其发生和演变的过程,显然是与吐蕃占据敦煌、归义军重奉中原有关,成为敦煌佛教文化转型的象征载体之一!     

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

姚鼐是清代桐城派的集大成者。虽以诗文名天下,却在所作笔记、传记以及文集中,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纵观姚鼐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讲天命、更重人事的天人观;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直书观;为人物立传"当以贤能"的史传原则;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史学方法论。     

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乾嘉汉学鼎盛之时,汉宋对峙更加凸显,但因寻求义理的内在需要：其中又滋长着调融宋学的潜流。汉、宋之学陷入困境,士人乃日益从今文经发掘“微言大义”,从而落实由考据以求义理的主旨。今文经学因之兴起。并在晚清经世致用及汉学义理化趋向中发展起来。     

外来文化的中国之路——禅宗：至今开着灿烂的花朵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其学说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佛儒之间为了争夺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开展了长达近千年的争论。在争论中,佛教为了争取在中国发展的机会,针对当时中国的惰况对佛教义理、修行方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推动和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戴震的义理观

戴震治经能执简御繁,注重对经学本自身意义的探求,即义理。戴震认为,章句训诂是治经的手段,寻求义理才是治经的终极目标。唐宋以来,一些人学明确提出“以载道”的观点,截霞芒张治经闻道、寻求义理,可以说是“以载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