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中前期士风之变

唐开元中前期士风之变杜晓勤与武后、中宗朝士人们相比,开元士人不但普遍具有更为强烈的功名意识、进取精神,而且其人生理想也更加雅正,因为开元士人已不是只局限于追求一己之利禄,希望博取功名,而是大多以“致君尧舜,齐衡管乐”自期,具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对于开元...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

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政权最初相应呈现出浓厚的粗鄙特征。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秉持"小农政治意识",将之与蒙元"家产制"政治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了空前专制的皇权制度。在标榜"恢复华夏"的同时,朱元璋强力压制延续南宋以来儒学传统的士人,尤其是儒学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士人。但伴随开国征伐阶段的结束,明朝逐渐步入常态治理,文官相应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开始借助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合浦 寻觅士人之香

<正>寻找士人之香,实际寻找的是当时以清洁、芳香为身份象征的士人态度,以及形成这种态度的那段盛世辉煌。丁香的传入,像是异域香料进入中国的一个芬芳起点,由此,我们一方面可远溯汉代的士人之风,一方面也可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之初,中国人扬帆世界的影迹。随士风而盛行的鸡舌香国外有生物学资料记载:南洋群岛的丁香在公元前266年传入中国,几个世纪以后才被欧洲所知。中国人能比西方世界早几百年认识丁香,与汉朝国力鼎盛、士风盛行密不可分。丁香被     

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述略

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述略王永平一、西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沉寂据载,春秋之时,吴、越立国江南,先后争霸中原,人物甚盛。降及秦汉,天下归一,江南之地士风不竞,几致消歇。搜寻《史记》、《汉书》等典籍。有关江南士人活动的记载很少。西汉初,行政管理体制上郡县与藩国...     

边地秩序: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外”之别

有明一代,云南西南地区一直存在"内"、"外"之别。从明初的"版图之外"、"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到明中期的"远近之夷",再到明末的"内外之夷","内"、"外"观念在发展,视角也在不断变化。在经历了"麓川之役"和明缅战争之后,地方士人对"内"、"外"土司的划分也发生了变化。从明初到明末,随着边地秩序的确立及重塑,"内"、"外"的涵义不断变化,呈现出动态和多元的特征。     

“残”与“畸”:明清之际士人的心理疾患——读赵园《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

在明清之际"戾气"的时代氛围下,士人的心理因"残"而"爆发",因"畸"而"灭亡"。明清士人普遍滋生的这种"残"与"畸"的心理疾患,最终塑造了士人"苛"的性格。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对儒学教育的地方性适应——以宁波崇信义塾为例(1845—1867)

1845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建立崇信义塾。最初通过儒学教育,传教士试图在学校的外国色彩和本土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不过在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宁波地方士人、儒学教义与一般民众之间存在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后,他们将士人划入"无法教育"的一类,转而争取下层社会。与之相应,在19世纪50年代后,传教士开始逐渐调整办学思路,通过雇佣华人基督徒出任教师和引入罗马字注音系统,儒学教育在义塾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渐趋边缘。     

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近代"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使中国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以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道一而已",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进而衍化为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在此三阶段中,"道"从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大方向,缩小为中西学区分下的区域成分,并有"过时"之嫌,后再重新上升为"世界"通行的模式,然其内涵已面目全非。这一根本性的大转向,是近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非常值得梳理。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战国士人参政风尚与《穆天子传》的创作性质解读——兼与史官作、巫觋作诸说商榷

《穆天子传》在历代学界争议中已经逐渐被揭露出它富于虚构性、创造性的文本特征。《穆传》书中存在脱离西周年代却切合战国史实的内容,不可能为西周史官实录;而战国理性精神的兴起以及《穆传》叙事仅以神话传说作为"神名"使用,可知其中虽有神灵信仰,却并非巫觋之作。结合战国时代背景审视,《穆传》应属于士人的托名附会之作,其作者很可能是魏国士人。此书的创作与战国士人参与政事的风尚紧密相关。     

政和县东皋书院和东平义学

<正>书院是我国古代读书、讲学之所,由来久矣。书院的兴起,既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基地,更是士人相聚论道、结为学术派系的场所,对后世学术思想的传播和承传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和是闽北边陲山区小县,古时交通闭塞,地广人稀,"山谷阻险,民罕十连之聚"。然而,就是这个"僻居山陬"的"下邑",却素称"文献之地",自古就有"先贤过化之乡"称誉,其原因就在于宋代大     

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

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郡县空虚",从南宋开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提示了从"非国家"视角观察历史的必要和可能。州县的范围,既是人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实体的和想象的),也是士绅、职役、家族和地方官互动的场域。"国家"与"民间"、体制与乡俗调和(negotiating)于其间,代表国家者常不行使其功能,而行使国家功能者常不代表国家。在或隐或现的"国家"身影下,逐步形成一种"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的取向。在乡之士不仅要化民成俗,还要凝聚社会。"道"与乡土的衔接,使"地方"具有更多自足的意义,减轻了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     

君子制义与两汉士人的政治际遇

秦汉之际强调"义"的公共性,认为对其理论阐释、规则制定应由深知人之为人、人之能群的君子来完成。《淮南子》提出的"君子制义",强化了士阶层对政治行为和社会事务进行评骘的话语权。以此为理论基点,两汉朝野不断强化"行义"者的示范性,将之作为理想人格进行褒扬。东汉朝野冲突,正是士人坚守行义传统,以守义的精神对抗皇室意志,形成了朝野之间的意见冲突。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     

《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

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因其体例创新,在宋代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宋代方志开始定型之作。但以往的研究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据此所构建的宋代方志历史变迁,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曲折和偶然性,显得过于线性。本文经过对《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过程的细致考察,认为它在当时仍然没有取代图经的地位,地方官和地方士人都是将其作为官府修纂图经的资料而已,南渡后地方官之所以用它来暂时代替图经,主要还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官府"图籍散亡",具有偶然性。同时,地方士人关注和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并逐渐受到地方官的注意,到南宋时期形成地方士人编纂地方志的高潮,这是从《吴郡图经续记》开始萌芽的,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宋代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对于社会教化的共同关注和推动密切相关。     

王夫之论“风俗”与历史盛衰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注重把风俗与政治得失、国事治乱、王朝兴亡联系起来考察,善于抓住影响风俗变迁的主体,阐幽洞微,揭明历史盛衰之故;他对风俗淳浇的的辨正、对士风良莠的辩驳及对移风易俗的探究,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精神,体现了自觉的历史总结意识;尤其强调"有志者所不容不以叙伦拨乱自责也",充分彰显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认识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