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与调查——兼考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来源

金毓黻是20世纪中国东北史学、东北文献学研究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曾对高句丽好太王碑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与调查。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收录于《静晤室日记》《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东北通史》等著述之中。为了深入研究好太王碑,金毓黻曾亲赴辑安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静晤室日记》和《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为金毓黻转录于《东北》杂志1924年第2期中佚名的好太王碑释文。《奉天通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是金毓黻以《东北》杂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为基础并参照当时所见好太王碑拓本而作出的释文。     

我国十种东北通史研究评述(下)

东北通史类著作是百年东北史研究成果的结晶,本文旨在对有较大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东北通史,如傅斯年《东北史纲》、金毓黻《东北通史》等十种进行简要评述,既而窥探东北史研究领域的不足与今后发展趋势.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革命战争年代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1949年建国后,他集众之力修订、撰写中国通史,进一步完善了其通史叙事。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撰著通史,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     

“君子待时而藏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

九一八事变前,"学人入仕"的金毓黻公务与酬酢甚多,但其主要志趣却在学术。事变中,金毓黻即以读书、著书来消除拘禁生活的苦闷。伪满建立后金毓黻有意地从政界转到学术界,但也被迫参加过政治活动。其间金毓黻与伪满官员维持着学人或旧谊性质的往来,并发展了同日本学者的交往。这种关系网改善了金毓黻的处境,也有助于其学人身份的树立。随着处境的改善,金毓黻的日常生活亦从深居简出发展到相对自由,但政治环境的压抑与隐居治学的苦闷始终存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是其基于民族大义与现实局势的应对,其间金的"权势"与身份随之发生嬗变,金通过身份转型实现了保身、治学与脱困。     

再析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撰写中的影响因素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撰写过程中受到了梁启超和朱希祖的影响,但金毓黻并非只是简单地采纳、承袭他们的观点;而梁、朱二人对金氏<中国史学史>撰写中的影响因素,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金毓黻史学思想的某些进程.     

“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多元史观与多样化的通史书写

正历史观念的多元化与通史书写的多样性,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突出特点。民国时期编撰出版了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既缘于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及由此导致的通史认知的多样性,亦缘于通史书写体例的差异性。因历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因中国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一、历史观的多元化与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由最新发现的金毓黻先生跋记所引发的联想

中国东北史学家金毓黻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一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建国前后不同时期出版了很多版本。偶然机遇发现金毓黻先生亲笔跋记,深感先生的治学严谨和《中国史学史》出版的艰辛历程。     

金毓黻藏书印初考

金毓黻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的东北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中国东北史与东北文献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了从事学术研究,金毓黻搜集和藏有大量图书.文章通过对稿本<静晤室日记>中及现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的部分原金毓黻藏书中所钤金毓黻藏书印及<静晤室日记>中有关其藏书印的记载,共考出44方金毓黻的藏书印.     

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历经20个春秋的研究与撰述,于1999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这项史学工程包含12卷、22册、1200万字,参与撰述的作者约500人。《中国通史》是新中国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历代优良传统而编撰出来的一部世纪性的巨著。在人类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之际,它的出版,格外受到史学界和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1999年4月26日,江泽民同志致信白寿彝教授,对《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表示衷心祝贺,称赞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并号召“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江泽民同志…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显示出史坛的勃勃生机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初版时间及定名原因考

金毓黻先生精熟于东北史、辽宋金史、中国史学史,乃20世纪卓有成就的史家之一,所著《中国史学史》一书颇为学界所推重,后世学人对此书的撰述过程、史学价值、学术思想等问题,已多有论述。①然而,关于此书的初版时间、署名变化及最终定名之由来等问题,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中国史学史》一书的初版时间应为1941年,而非1944年;《中国史学史》在最终定名之前,有《史学考》、《史学考略》、《史学史稿》等名,而最终定名为《中国史学史》,则是"循西人之通称"的缘故使然。下文将略陈刍荛之见。     

写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读后

写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读后陈琳国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正在陆续面世。这部新通史规模宏大,面貌一新,如同精美的巨幅历史画卷逐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新中国通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是新时期以来史...     

夫余王城新考——前期夫余王城的发现

本文拟对东夫余的地望以及馀城所在,作初步探讨。金毓黻先生曾指出,所谓东夫余,即是《晋书》之夫余,也即是《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中所记的古夫余国。     

读《隋唐文化史》

赵文润教授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山版社出版的《隋唐文化史》,前所未有,颇具特色。 有关隋唐文化的专史,既是初次问世,首先应该肯定作者的开创之功。其次,就内容说,各种中国通史或教材虽然也都有文化史专章,但用其隋唐部分和这本专史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细。该书增加了大量的更新更多的内容,使人们稍加翻阅就有面貌一新、内容丰富的感觉。例如,“隋唐饮食文化”、“隋唐人的娱乐”、“隋唐人的文化素质”等专章,都是各种通史或教材未曾谈到或很少涉及的。     

抗战时期金毓黼的重要著述叙论

金毓黼是近代东北史地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者,是民国时期代表辽宁史学水准的著名的学术家。所著《东北通史》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论述东北的地方性通史专著。《宋辽金史》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宋辽金史的断代史学术专著。《中国史学史》实际上也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史学史学术专著。《中国史》是遗珠之作,主要叙述了上古时期至抗日战争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     

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

正编者按:重视通史编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形成了中国通史编撰的热潮,撰写了众多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这些通史著作,与中国传统史家编撰的通史著作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既体现在因历史观的转变而引起的对中国历史理解的不同,也体现在因体裁的变革而出现的书写方式的不同。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既有许多依据进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转进程而书写的通史著作,也有许多依据唯     

金毓黻辑印《辽陵石刻集录》始末

金毓黻编纂的《辽陵石刻集录》是研究辽庆陵出土石刻的重要文献,1934年由原奉天图书馆印行。考述金氏穷搜冥索辽庆陵石刻拓本及相关研究成果、学术资讯之始末,以彰金氏不没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