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张荫麟主张的“默证之适用限度”及相关问题——兼评周书灿《“默证法”与古史研究》一文

张荫麟提出了所谓默证之适用限度,规定使用默证法的条件是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甚至宣称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这不仅是要扼杀默证法的运用,而且将所有历史研究虚无化。因此,乔治忠著文对其批判。近时周书灿发表文章,一方面极力回护张荫麟之说,但又声称默证法可以按张荫麟的适用限度来使用,这就使其文章形成了严重的自相冲突。周氏之文欲回护张荫麟,但并未分析其主张究竟有哪些合理的议论;反对别人对张文的批评,却回避对方的具体论证,仅仅一味施加攻讦,其做法缺乏学术理性。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特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对它的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以来,迄今已经有大约七十多年的时间。其中,前50年的讨论,大体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体系之下进行的。可以把众多的分歧意见,区分为“三论五说”。三论是：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是：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

长期以来,顾颉刚倡导的疑古思潮在近代史学界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事实上,至少在"古史辨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占据主流地位的章门弟子便对之表现出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态度,大多并不曾积极支持"疑古"。究其缘由,这其中既存在学术观点的分歧,又参杂有章太炎的影响以及国学门中微妙的人脉纠葛。     

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与西方汉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学缘关系。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古史辨运动"发生之际,胡适、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即是从美国学者迈尔与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的"疑古"论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而胡、顾二氏继而主张的"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之论则是直接受到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时代》的影响。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对《古史辨》第一册的介绍与评价,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历史或最为诡异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旨在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左传真伪考》,反倒被"疑古派"拿来证明今文家言,以推进"古史辨运动"中关于今古文学问题的讨论。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这一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缘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简要言之,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日本“疑古”思潮与“古史辨运动”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是否受到了日本"疑古"思潮的直接影响,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时至当下尚未盖棺论定。从现有资料来看,"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虽然通过间接方式对日本"疑古"思潮中的一些情况,如《崔东壁遗书》新校印本的出版、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先秦天文历法论战以及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有所了解,但了解并不等于受其直接影响。要之,"古史辨运动"与日本"疑古"思潮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学缘关系。     

李大钊与中国古史研究

李大钊是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他对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他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国史学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还在于他首先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为后人作了示范。对于后者,一些论著虽然提及,但论述尚欠充分。笔者认为,仅就李大钊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言,至少有三方面：即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的批判,对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和对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论述等等,为与其同时代的史家所不及,对创立科学的中…     

古史中数量词“强半”与“弱半”考释

<正>已故历史学家杨联陞在《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一文中提示,经济史在方法上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处理数量的时候,当然要对数词与量词的用法有彻底的了解,中国文献上数词与量词的用法有一些地方需要事先留意,否则覆辙不断地重蹈,而新坑又不断地出现,显示这个问题应极度重视。他列举了若干条经济史料中数字的抄写和印刷错误的例子,注意点就是要区分虚数与实数的不同。他指出古文献中有些用确切数量词表示的概念往往是虚指,比如千金通常用来表示数量比较大的意思,并非实指。~①清代学者汪中有《释三九》篇,称古代文献中的三和九都用来表示数量之多,与具体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12月26日至2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世界历史》编辑部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围绕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作了主题发言。庞先生发言的题目是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古史辨”关联发覆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其"古史辨"宗旨一脉相承。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古代地理问题的征实性考证,并非转向"建设"或"释古"的表现,而是其辨伪视角在历史演进方法基础上的调整,即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乃是要利用比此前所用思想、观念等历史演进系统,更为客观可靠的古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来拆解传统古史说与客观上古史的关联,进一步坐实其战国、秦、汉造伪说。围绕顾颉刚及"古史辨"而出现的诸如"破坏"、"建设"、"疑古"、"释古"等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不宜仅取其字面意思随意使用。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

考古学是以实物资料来研究历史的,特别是在史前史的研究领域里,考古资料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史在夏以前属于传说时代,甚至包括有夏一朝。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少而纷乱,一直处于朦胧状态。传说时代的年代大体上距今5000～3000年左右,在东北地区则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类型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传说时代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翔实的资料。很早以前就有人试图将考古资料与古史传说的部落集团相联系,如有的学者认为山东大汶口文化为少昊氏遗存     

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之意义

中国古代是否同西方一样,也经过了奴隶制阶段,这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对此,郭沫若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作了肯定的回答,从而引起了激烈的论战。在此,郭沫若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典型的奴隶社会”作为参照,来论证中国的奴隶社会的,其理论视角是奴隶社会的一般特征,而反对者也同样是由此立论进行反驳的。因此,忽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构成了双方共同的理论特征,这一缺陷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略论王国维的古史研究

一、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上的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种疑古学风,这种学风,发展成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古史辨派的学风相反,不是怀疑中国古代史,而是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而说明其可信者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是利用甲骨、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这种方法,现在来看是平常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在当时来说,这是新奇的事。我们看一看和王国维同时的权威、经学     

钱穆古史地理研究述论

钱穆是民国时期研究古史地理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在他长期的考地研究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探检古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他把这一套理论、方法概括为“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三原则、三通例,并自觉运用到古史地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对于推动传统的舆地之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尤其是推动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受当时疑古思潮和中原文化中心说的影响,加之过分重视地名迁徙理论,泛用声训、训诂,缺乏对考古材料的关注,他治古史地理的一些结论不免会有诸多可商榷处。对钱穆治古史地理理论和方法得失的检讨和总结,既可加深对民国历史地理学的认识,也可为当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