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政府的黑人城市化政策(1920—1960)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的黑人城市化随着工业化的开展而逐步推进。对于黑人城市化,白人统治集团内部先后有过多次争论。为保持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南非白人政府采取限制黑人城市化的政策,南非国会先后通过1923年的《土著(城市地区)法》和1952年的《土著法修订案》,作为限制黑人城市化的主要法律依据,辅以各种方式控制黑人的流动与就业,在城市空间分布上隔离白人城市与黑人城镇。限制政策滞后了黑人城市化进程,产生的负面效应至今仍然影响着南非社会经济发展。     

1900—1945年印尼华人的华人观初探

本文为作者长篇论文《1945年以前印尼华人的华人观初探》(共分五部分)中的第二、三、四部分。为便于读者了解论文全貌,现将文章其他部分以提要的形式一并撮述: 所谓印尼华人的华人观,指的是印尼华人对自身及自身同中华民族和中国,荷属东印度印尼原住民族,印尼民族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系的总体观念。它包括印尼华人对华人内部关系的认识和对华人外部关系的认识两方面,是两者有机的统一。印尼华人的华人观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但直到唐末以前华人成批移居的现象尚未出现。自唐末至19世纪中叶印尼华人的华人观逐渐演化发展为二元化的格局:一种是“以唐人自居为荣”的“唐人观”:另一种可称之为“息览观”,它是一批不奉中华文化习俗而改奉当地社会习俗,但又不肯认同于原住民族的华人所持的华人观。19世纪末,“番化”华人虽然出现一种“回归”趋势,但印尼华人的华人观并未实现统一,而是并存着“唐人侨生二分的唐人观”和“新客土生的帕拉纳甘观(Peranakan)”。总的看来,19世纪以前华人观多元化的进程是缓慢的,基本同步于民族间的自然同化进程,与国家观念、政治观念尚未发生严重纠葛,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民族观、种族观。     

《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教师参考书)值得注意的观点

由俄罗斯学者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编、俄罗斯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教师参考书),已经由我们翻译出来,即将呈献给读者.这本教师参考书,和我们先前翻译出版的A.菲利波夫主编的《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参考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所涉及的时代上下衔接,主编及作者群也大体相同,基本上可以视作俄罗斯历史的上下篇.这样,读者对当代俄罗斯学界关于1900-2006年俄罗斯历史的全貌,对于其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评价的基本观点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英国牛瘟与政府干预(1745—1758)

在18世纪,英国发生了数次牛瘟,其中以18世纪中叶的那场牛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它不仅给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双方就生牛及其制品的进口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迫于制造业的压力,英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取消针对爱尔兰生牛的进口禁令。面对牛瘟,英国政府积极干预,出台多种措施,努力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然而,政府干预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主观失误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共同导致了政策的失效。其最大失误在于没能及时采取措施将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导致病毒的大范围扩散,从而陷入被动。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牲畜贸易的活跃程度等客观因素也不利于疫情的控制。     

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

粮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日本自局部进犯华北至战败,对华北粮食的统制经历了“日满华经济提携”指导下的农粮调查、“增棉保粮”政策下的粮食开发及贸易统制、“重点开发”及封锁掠粮、服务“决战体制”下的行政收买及武装掠粮四个阶段。粮食统制的变化与日本战略扩张及维持沦陷区治安密切相关,本质是维持华北沦陷区的“兵站基地”作用。日伪对粮食进行殖民性开发、劫掠式收购、差别式配给,掠夺强度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但囿于华北农情实况和各界抗争现实,日伪主观统制意图与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调和,粮食统制最终走向失败结局。     

罗斯福政府印度支那政策评析(1941-1945)

本文力图通过对罗斯福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持有何种立场及其为此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产生了多大作用的考察,来全面揭示罗斯福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及其同日后美国的"越战悲剧"之间的关系。     

日本对我国台湾的经济掠夺(1895—1945)

甲午战争后,根据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腐败的清政府被迫把台湾全岛割让给日本。从此。我国神圣领土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长达五十一年之久。 早在1895年6月,日本在台湾设总督府,对台湾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一面进行武力镇压,一面进行野蛮的殖民掠夺,力图把台湾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原料供给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台湾的重要政治目的之一。本文试图     

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

战后频发的学潮集中暴露出国民政府在外交、经济、地方管制等领域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执政者的蒋介石,其学潮应对却是无解的困局。首先,蒋难以有效控制党内各级干部,甚或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主动参与乃至组织学潮,蒋受主客观环境困扰,无法有效消除派系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蒋学潮认知思维模式固化,过于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合理诉求与党内弊端。而蒋在处理各类学潮的过程中,没有清晰的应对策略,往往在制裁与疏导、纵容与压制之间犹豫不决,国民政府在各地连续不断的学生抗议声中迈向崩溃的边缘。     

战时新疆驿运研究(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迅速成为转运苏联援华物资的主要孔道之一,其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为配合盟国军援及中央物资外援的顺利进行,驿运在新疆得到复兴和发展。新疆驿运伴随着时局的变化,虽经历多次机构变迁,却仍能创造可观的绩效。通过对新疆驿运在战时曲折发展历程的研究,折射出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互动博弈,有助于加深对新疆抗战史和战时交通运输的认识。     

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美国政府对战时舆论的控制,于1942年6月成立战时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到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解散该机构,战时情报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为弘扬中国人民抗战精神、提振抗日军民战斗意志、巩固同盟国家战时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战时情报局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方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揭示了美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实质。     

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

近代日本人旅居中国者甚众,死者一般依约葬于各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特别是1931年以后,日军在中国战死数十万,为收容遗骨,合祭其圣战英灵,日军在占领区广建忠灵塔、英魂碑以及神社等设施。战后,日本发起释放战犯运动,赴海外搜集战死者遗骨,并将14名A级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此种肯定及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径,遭到中国政府及人民的强烈反对。     

变动中的晚近中国传统文化(1400—1900)

本文考察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制度及其演变和转化,认为明清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智识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政治交汇点,它支持了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再生产。文章进而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和科举制度的终结,及其被现代教育所取代的历史复杂性。科举的终结,更意味着连接传统士人价值观、帝国的文化活力和精英士绅地位之间的社会文化纽带的解体。     

战后国民党党媒企业化变革述论(1945—1949)

抗战末期,国民党中央以"壮大党报实力"、"巩固本党新闻事业之基础"为名,决定推行党媒企业化变革,但对党媒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造并非单纯的经济变革,而是行宪政制变革中的一环,它的发生与发展既有宪政的要求,又有政争的目的。从结果看,一些党媒通过企业化变革成立了股份公司,甚至取得了经济独立,但这些成就的获得仍然离不开政策扶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此种在党政扶持、推动下的党媒企业化变革,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对经济运行的深层介入,不仅难以解决党媒的深层困境,并将为腐败滋生提供新的温床。     

英法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特点评析(1850—1945)

18 5 0— 1945年间 ,英、法在其殖民地所建立起的行政管理体制 ,集中地体现了其他各类殖民帝国的统治特色。英属殖民地内的行政管理体制大体可分为两类 :在白人移民垦殖殖民地中 ,英国主要是通过建立自治政府来稳固其统治 ;在皇家殖民地内 ,英国则是依赖于专制政府 ,并以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为手段 ,来维护它在这些地区的殖民权益。在法属殖民地中 ,由于不存在建立自治政府的殖民地 ,所以其行政管理体制大都以专制政府为特征。通过这样的统治体制 ,法国在殖民地内大力推行“同化”政策 ,企图从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殖民地实行更全面的控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62元相对于陆防和海防,空防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成果。作者立足于对已刊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同时尽可能多地利用外交资料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以及部分省市的未刊档案资料,系统研究了从1931年到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有关防空建设的各项举措,分析其成败得失,并尽可能作出客观评价。该书涵盖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个领域,研究视角既不专于航空史,也不限于军事史或空战史,而     

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41—1945)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妄图全面灭亡中国的政策。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同侵略者的愿望相反,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英勇抗战,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妄想,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后英国关于殖民地公职人员的政策(1945—1965)

战后英国政府有关殖民地公职机构和人员的政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二战结束初期 ,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开发殖民地来促进英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 ,维持英国的国际地位 ,因而大力招聘和培训殖民地公职人员。在战后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日益发展 ,殖民地不断独立的新形势下 ,许多英国殖民地公职人员放弃或试图放弃其职务 ,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控制力和作用。英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殖民地公职人员队伍 ,以延缓统治权力向当地人士的转移和日后对独立的国家的控制     

英国福利国家的产生与发展(1945—1970)

英国于二战后正式建立福利国家,它的发展与政党政治密切相关。虽然福利制度的健全也产生了一些弊病,乃至70年代末出现了所谓的"英国病",但英国仍不失为一个发达的福利国家,而它背后所蕴藏的民族精神更让我们为之动容。     

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

20世纪 40年代中期至 60年代 ,苏联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 ,在中国公民中大力发展侨民。苏侨分批回国 ,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新疆境内亲属及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新疆苏侨及其庞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成为苏联影响得以扩大的重要社会基础。苏联侨民的大量发展和大批回国使苏联的影响在新疆扎下了根。中苏分裂后 ,这种影响 ,以及返国苏侨与新疆边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成为导致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民族分裂情绪升级的新的潜在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