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微

有清一代 ,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隶户部和内务府管理。清前期 ,户部与内务府尚能各司其职 ,相互扶助 ,处于良性循环。晚清以降 ,由于外来势力的经济侵略、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与皇室开支的迅速扩张 ,户部不仅难以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 ,还须应对内务府的频繁需索 ,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束缚 ,最终彻底崩溃。     

清前期内务府造办处经费体系的建立

造办处为内务府核心机构之一,雍正、乾隆年间发展成为总领宫府匠造的首要内廷衙门。造办处器用办造所费不赀,产生之初便有独立于内务府的经费来源。康熙至乾隆朝,随造办处全国性办造网络的形成,此前盐课、关税的种种非正式挹注最终以专项经费的面貌出现,完成专款奏销与定额起解的制度化过程。造办处经费体系的建立与皇室财政收支体系的变动互为表里,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盐课、关税的收缴和出纳,展现出皇室财政、国家财政及地方公费之间的消长和博弈。     

清代内务府房产经营状况探析

清代内务府拥有众多的房产。自清初内务府即开展房产经营活动,其经营方式主要有租赁、销售和开设店铺。通过房产经营,内务府获取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并将之应用于各方面。内务府的房产经营是皇权至上、资产增多的结果,亦是其银两生息思想的实践。     

三希堂的金廷标贴落画

本文依据乾隆三十年(1765)内务府造办处的活计档、故宫博物院的清宫藏画,以及现存的宫廷原状贴落画,就如意馆画家金廷标为三希堂绘制的两幅贴落画的创作年代、画作定名、图式来源及艺术特点等问题展开探讨。本文将有助于促进对乾隆朝三希堂室内装饰画的研究,同时也将进一步加深对金廷标晚年宫廷绘制活动的了解。     

关于盛京内务府的设立时间问题

前不久,在《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９４年第２期）上看到佟永功、关嘉禄两先生撰写的《乾隆朝盛京内务府的设立》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颇有疑点,故撰此文,以求教于两位先生与同行专家。盛京内务府,又称盛京总管内务府,它是清政府在其陪都盛京所设立的为皇家服务的机构,“掌管清代盛京三旗包衣与宫禁诸事”,①隶属于北京总管内务府。关于它设立的时间,如佟、关二先生文中所言“清代官方史书及私家著述．或记述不确,或语焉不详”。②他们经过详细的论证．认为盛京内务府设立于乾隆十七年。③笔者对此也有一些看法：一、盛京包衣三…     

晚明户部的财政经制与实际收支——对《万历会计录》收支数字的说明与评估

万历前期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汇集了户部掌握的各种财政数据,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家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不过,书中所载各种数字的性质比较复杂,要想准确理解和恰当使用这些数字,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背景及其内含意义。大致说来,当时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与户部相关的财政经制,因而该书所载数字本折混杂、年份不一,而且与实际收支有一定差异。与地方财税数据相比较,《万历会计录》中记为本色的项目,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折征银两,而且地方实际征收的数额,比户部定额高出不少。     

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以《王文庄日记》为中心

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京官群体中代表性的人物。《王文庄日记》提供了清代乾隆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文中对王氏家庭乾隆三十九年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探讨其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呈现18世纪清代民众的生活图景。从个人角度文中对乾隆时期的"养廉银"制度进行印证和解读。同时,对王氏的社会交往特点进行进一步研究。     

清代盛京内务府满文档案选译(一)·皇庄

满族发源于辽宁,他们的先辈在这里建立了政权,并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清王朝.在清代用满文形成了大量文书档案.这些档案除记录政务活动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满族以周边各个民族的生活状态.盛京内务府是清朝在盛京设立管理盛京地区皇室事务的专司机构,它在处理各项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往来文书档案,这些档案始于康熙元年(1662)止于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档案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康熙朝全部用满文书写,雍正朝有个别文件是汉文,乾隆朝的大多数文件用满文书写,嘉庆朝之后满文文件的数量逐渐减少,咸丰朝以后则主要以汉文书写.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了盛京内务府的设置及其对盛京地区皇室产业庄园山场河泡的管理、宫殿的守护陵寝的祭祀、清帝巡幸盛京的准备和东巡活动、宫中所需地方土特产品的供应等等,内容包罗万象,较为详细的反映盛京地区社会历史发展情况.盛京内务府文书档案目前保管在辽宁省档案馆,以稿档和册档两种形式存在.我们将从这些档案中以不同专题的形式进行整理和翻译.这些档案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公布,相信这些档案对满族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与库存数量新探

正清代户部银库负责收储各省在留支与协济之外解交户部的余剩银两,在康熙中叶至道光季年之前,其库存一项长期保持在一千多万两至八千余万两之间,成为全国财政储备金的主体部分,在整体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廷很快陷入入不敷出、库储殆尽的绝境。由于战争期间各省例行呈报的收支报销册籍或者焚于战火,或者展限,未有呈报户部者甚多,但户部银库的黄册造销并未有间断,因而在关于咸丰时     

论清代内务府官学——以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为中心

康熙年间清廷首创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年间咸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初级教育之外,分化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又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总体而言,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之所。尽管如此,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使他们淡化了旗籍观念,增强了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了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清代内务府都虞司职能考释

都虞司作为内务府所辖的事繁之司,其职能从负责膳食、渔猎,逐步扩展到掌管三旗禁旅、议叙议处府属文武官员,其中议处府属文官的职能是会典、则例等成文章法所不曾规定的,但是内务府档案却显示了这一职能。在议处官员方面,都虞司与专司审判的慎刑司在案件事实陈述、法律适用等方面并无二致,区别在于数量不同。在都虞司所辖群体诉讼方面,案情重大的则由都虞司移交慎刑司。都虞司分享了慎刑司的部分审判职能,这说明了内务府机构职能分工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皇权,皇权主导下的成文章法也会为皇权所变通,甚至破坏。     

康熙朝后期的铜政改革与内务府官商

康熙朝后期,清政府尝试铜政改革,即以内务府官商承包办铜的形式,尽可能多地获取来自日本的原铜,铸造新币,从而达到驱逐民间杂币的目的。内务府官商在实际的办铜过程中,尤其在宫廷政治的影响下,形成了王纲明等六家办铜的局面。铜政改革在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官商大获其利。然而,在1715年日本长崎方面推出了限制原铜出口的正德新例后,办铜趋于困难,官商积欠累累不敷偿还,官商办铜难以维继,复归官办原局。在办铜一事上,国际局势的骤变,对康熙帝的处置策略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围绕官商亏空案,康熙帝与户部在围绕追讨官商亏空追缴问题上又起纷议。康熙帝的恣意决断,虽也有其深意考量,然其对内务府及下属官商的宽容,终不免客观造成内务府内库侵凌户部国库的恶例,它实际体现出的是清朝君主高度专制下财政在运作上的一个恶痼。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乾隆朝北京内城官房价格研究——以《内务府奏销档》为例

清代北京城以“旗民分居”为原则,内城主要由旗人居住,而房产最初由官方统一分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房产逐渐进入市场流转,既有民间自己买卖者,也有通过官方统一出售者。本文根据《内务府奏销档》乾隆朝的九件内务府官房出售和店铺租赁档案,以“入官房产”售卖作为切入点,以期厘清乾隆朝中叶至后期北京城的房产价格,地域差异,购买程序,房款支付原则,以及购房者身份等问题,从而反映出乾隆朝北京城房价总体趋势,从一个新角度反映出18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情况和旗人的购房策略。     

海军衙门经费析论

海军衙门除南北洋海防建设之外,还负责东北练兵、修建铁路、修建颐和园等,相关职能的增加势必于原南北洋海防专款之外开拓更多财源。此种内在的财政需求,是海军衙门屡屡向户部等索拨经费而又能得到谅解、支持的主要原因。海军衙门进款非海防专款一项,支款非海防建设一途,将海军衙门经费混同于海防经费,没有依据。     

生息银两政策与内库银借贷——以内务府的生息银两运作为例

解决旗人生计是清代前期旗务的核心问题之一。自康熙皇帝开始,清代诸帝均采取了一些改善旗人生计的经济措施,其中最成功的制度是雍正元年开始实施的生息银两政策。另一方面,内务府为了增加内库收入,将内库银两借贷给商人等。生息银两政策与内库银借贷二者既有明显区别,又有联系。本文通过分析内务府管理下的生息银两的运作方式,梳理内库银借贷的具体过程,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清代盛京总管内务府设置沿革考

本对清代盛京总管内务腐设置的时间、职能、裁撤等问题作了较详细考证,认为最初设置于顺治三年,称包衣佐领。乾隆十七年,根据皇帝东巡,加强对皇室事务管理需要,正式设置洋总管内务腐,作为盛京地区皇室及宫廷事务的管理机关,如同北京总管内务腐。1924年被盛京内务腐一产事宜处接管,第二年交奉天省政府,宣千清代的盛京总管内务府解体。     

一部兼具史料与工具书价值的明代财政史研究巨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评介

正对于明代财政史的研究来说,《万历会计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作为迄今唯一留存于世的中国古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其内容极为丰富,备载明朝户部掌控的国家财政的方方面面。然而,尽管这部文献的价值获得历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可,但迄今为止,利用《万历会计录》开展的研究成果却相当有限。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所分析的《万历会计录》这一文献部头大、数据多,内容极为庞杂,没有系统的整理,很难全面加以利用。也正因如此,由万明研究员和徐英     

略说清乾隆朝的南玉匠

清代的南玉匠是一群因技艺高超而被选入内务府造办处应役的宫廷玉匠,他们主要来自苏州地区,是制玉匠中的精英。本文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从南玉匠的选拔、技艺和待遇三个方面,探讨了他们在宫廷玉匠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乾隆朝宫廷玉器制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再论满族歌舞(续)

清康熙朝,皇室派人到清东陵(河北遵化县)成立了“东陵引善老会”,后来,成为满族民间音乐团体,称为“皇会”,又叫“花会”。每逢活动,棚上便悬挂“清音嘹亮”四个大字。 清西陵(河北易县)于乾隆朝由内务府上三旗的满族人组成“金花盛会”,是个百余人的乐队,本文前边已略作介绍,他们所演奏的乐曲留传下来的多是金、元时期的“北曲散曲”、清宫廷音乐和北方长期流传的民间乐曲。其中有一些是满族及其先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