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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珮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3)
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是他对《尚书》、《春秋》的史学价值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却触怒了儒学经师,群起而攻之。自唐末柳璨别有用心地撰《史通析微》十卷。说刘知几评“汤之德为伪迹,说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之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遂痛斥刘氏“妄诬圣哲”（转引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宋孙何复有《驳史通》之作,宋室南渡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艺文略》中,竟著录《史通》于正史类通史目中,而“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刊史通序）,具见自宋元以降,此书淹没不彰,为时已久。自明嘉靖以后,虽渐有刻本流传,其中以清乾隆初浦起龙《通释》传世较广且久,而浦氏于此两篇,既曲说《疑古》为“读史寄愤”,并谓其揭陈《尚书》之失,是“浮翳障日,日岂陨明”。而于《惑经》之五虚美,竟怒其“公然指斥（指孔子）,罔知忌惮”（均见浦氏《通释》按语）。至纪昀作《史通削繁》遂削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之五虚美部分,盖以其离经叛道也。今人又多盛誉其对儒家经典之“叛逆精神”,其毁誉虽有天壤之隔,然皆未能深知刘氏论史贵在直书,以征实传信。他在这两篇中,既疑《尚书》、《论语》轻事重言,其书缺略,不足以传信。又惑于《春秋》重名,势难征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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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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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时期《史通》的流传、整理和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史通》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渐渐散佚,自明嘉靖中陆深首先对其校勘,使久已不传的《史通》重新传布于世。明清不同时期的十多位学者从校勘、评释、撮要等方面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扩大了《史通》的社会影响,而且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进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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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著,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学者关注,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代继华曾于2000年撰《（史通）研究五十年》一文,系统地梳理与总结了建国以来至1998年的《史通》研究成果,并将建国以来的《史通》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6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多属总论性质,侧重于对刘知几哲学思想、历史观以及进步思想倾向的探讨。1966-1976年为第二阶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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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成先生作了《<关雎>兴义述评》一文,不同意《毛传》、《郑笺》及朱熹《诗集传》对雎鸠的解释,也否定了闻一多"关雎是女子的象征"这一说法。张先生认为:雎鸠乃猛禽,在河洲是为了食鱼;食鱼是娶妻的隐语。本文试图从原始生殖祟拜的角度探索"鸟和鱼"隐语"男和女"的最初根源,以期进一步证明张先生的观点确凿无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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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19(3):72-73
秦朝灭亡后 ,项羽主宰天下 ,实行大分封 ,将魏豹由魏王改封为西魏王 ,建都于河东平阳 (今山西省临汾市 )。关于西魏国的封域 ,向来说法不一 ,目前史学界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西魏拥有河东、太原、上党三郡 ,这种说法为多数学者所持 ,如安作璋、孟祥才先生即持此说 (见《刘邦评传》,齐鲁书社 1988年 ,第 83页 )。第二种说法认为西魏只拥有河东、上党两郡 ,周振鹤先生持此说 (见《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 2 4 9页 )。第三种说法认为西魏仅拥有河东一郡 ,张庆捷先生主张此说 (见《楚汉时期西魏封域辩证》,《中国史研究》19…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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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2016,(8)
朱熹"八书"和《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真伪问题是学界的一段公案。"八书"反映了庆元四年左右,赵师渊相助朱熹"整顿"《纲目》一事。这符合朱熹晚年将《纲目》纳入"整顿"新旧诸书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八书"所显示的赵氏修订《纲目》的具体工作、朱熹对《纲目》条例的认知及行文措辞等细节,无一有违史实,足见"八书"出自朱熹之手,旁人断然无法伪造。"八书"为真是论定《凡例》真实的重要基础。通过"八书"可以确认《凡例》来源可信、可靠。同时,以朱熹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表述审视《凡例》的主旨和细节,亦无违戾处。因此现存《凡例》系朱熹手定。至此"八书"和《凡例》的真伪悬疑得以化解,二者可被确定为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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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喜史学,而后以治史为己任。曾修方志多种,《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日：“其所《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近几十年来,对章学诚及其作、思想等研究可谓达到题无剩义的地步。今不揣浅陋,就章学诚的治史与史料思想作一浅论,敬请方家指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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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初读《黔诗纪略》所载杨龙友(名文骢)诗文及小传,即为其人格、风采与才识所倾倒。断而觅求其诗文集,仅见《洵美堂诗集》,深以未获观《山水移》为恨。八四年赴南京,得读《山水移》莫棠朱印本及《崇祯八大家诗抄》杨龙友卷,始解此渴。其后于龙友散在作品及有关文字随时留心,萌动注释之念,唯以学力不足、所务大广而进展殊慢。窃以为注释古籍,陈一般基本功之外,不仅要了解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状况和风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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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生前,《资治通鉴纲目》尚未定稿,朱熹卒后的第十九年,《资治通鉴纲目》始刻于泉州。其后屡有翻刻,并被誉为万世史法、史家准绳。入明,朱熹的地位至高无上,《资治通鉴纲目》及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之必读书,故内府、藩王、各地官署、书坊均纷纷翻刻,以应各方之需。明朝距今不远,明本《资治通鉴纲目》存世颇多,现以年代先后,择其要略考于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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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夏邑县何时改为今名,说法有二,一谓始改于金。成书于明景泰七年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卷八三夏邑县条载: 在州东百二十里。战国时下邑地,汉置县曰下邑。……金始改夏邑县。元及国朝皆因之。稍后,《明一统志》卷二七、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卷一《沿革》、雍正八年《河南通志》卷三及《读史方舆纪要》卷五○等均从其说。《河南通志》还载:“金始改县曰夏邑,以华夏更名。”二谓明洪武初始改今名。《明史·地理志》记夏邑县:“元曰下邑。洪武初更名”。清代官修地方总志《大清一统志》、乾隆十八年《归德府志》均从其说。《归德府志》的纂修者在夏邑县条下加按语:“今考下邑,始见《史记·高祖本纪》。……至更为名夏邑,乃自洪武年始。”所谓金始改今名,元、明因之,其说虽见于官修方志,但经不起查核。其一,《金史·地理志》不载改夏邑县今名事。金代该县为归德府所辖,志中载县名为下邑。其二,元代该县仍名下邑。见《元史·地理志》归德府条。元归德府教谕李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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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