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何以成为“历史”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与挑战,又有许多学者撰文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声誉.本文正是以希罗多德研究中这两种学术思潮为背景,通过对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综合论证,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     

居鲁士的早年传奇与口传历史

波斯帝国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的主要史料源自希腊史家的记述,其传奇与说教色彩浓厚,细节难以采信。本文对希罗多德笔下的居鲁士传奇展开母题分析,说明该故事充斥着神话与民间故事母题,兼有东方与希腊成份;进而分析希腊史家们的史料来源及其可靠性、甄别加工史料的方法以及历史真相标准;最后通过分析口述历史的特征,说明希罗多德及其同代史家具有口述史家特征。他们所采集的东方史料均属口述史范畴,而非文献档案资料。     

《历史与理论》论文提要

正History and Theory,Published by Wesleyan University2015年10月号1.布兰科·米特洛维奇:《作为语境的历史认识与历史解读》文章探讨历史语境与解读、认识历史之间的关系。一些史家认为,对文本的解读必须兼顾其历史语境;其他人则指出,史学家自身也受限于历史的局限,并进而质疑对以往的概念体系、信仰及思维方式进行超然分析的可能性。文章建议将"语境化"视为理解历史的既成部分,并     

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的产生虽然要晚于史学的产生,但是,几乎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萌芽。古典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史学批评的内容,在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诸多方面大体一致,难分伯仲。总的说来,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不如中国,然而在史学审美方面却比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更系统化、理论化。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古典时期中西史学的地位所决定的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如果运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来概括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关于史才,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关于史德,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他们的史家修养论是中国现代史家修养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史家提高自身修养有重要启示。     

论江南知识人的清末民国故土记事——从社会史文献生成的角度

知识人既富在乡的经验,又经离乡后的历练,在20世纪以降的现代性追求中回望故土,留下了堪作社会史文献的故土记事。江南记事所关怀的底层社会,所触及的风土经验,所观照的日常共同体都是社会史特别倾心的生活面相。基于不同的价值观,知识人在对江南底层社会的现代性关怀中着意凸显某种生活状貌;依凭早期积累的日常经验,知识人深度理会江南风土世界的隐秘逻辑;通过对基本生活单元的特别关注,知识人在纵横交错的全盘视野中观照江南日常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历史情境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作为一手生成的社会史文献,江南知识人的清末民国故土记事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区别于传统时代的文人浪漫书写,不仅在生活素材、历史解释和思维方式等方法层面,更在史实、史料与史家的关系等理论层面,对社会史书写贡献良多。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英国范式及学术路向

<正>中外学术史表明,在激进主义背景与新左派历史语境下,借由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也得益于长期浸淫在西方新史学的学术潮流中,20世纪英国史坛涌现一支由新老两代史家群体共同构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从历史时代和学派演变看,两代史家群体所造就这个社会经历相近、学术生涯迥异、史学诉求互补和理论学渊相似的史学流派,相继以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与略有差异的史学思想而突显于国际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两个向度,     

布克哈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述评

由于布克哈特自身思维和文本语境的独特性,加之其遗稿在编译过程中的时间延迟与版本差异,迄今为止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尚未得到系统展现。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在布氏历史理论的前提、内涵和性质上主要讨论了其反形而上学与个体主义、历史悲观主义与历史延续性,以及布氏在古典与后现代之间的定位问题。同时,西方学界在布氏史学理论上主要讨论了布氏文化史与兰克政治史的关联、布氏的历史理解与阐释及其对历史知识理论的传承,以及布氏艺术史中的隐喻、表现与经验问题。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学界对布氏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当前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对布克哈特的研究,对于我们重建历史理性和历史客观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历史事实的重建与诠释:宋代义理史学再认识

宋代义理史学以阐扬义理为宗旨,根据这一理念,史家对传世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组合和诠释。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家义理支配了上述过程,构成了史家撰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重建和诠释,史家期望昭示义理,进而达到垂法示训的目的。义理史学的诠释活动与历史解释有着不同的旨趣,其实质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认知活动。     

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古典学的学者通常过分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而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则往往低估美国建国与古代经验的联系。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吸收了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者在雅典和罗马之间走出了一条新的建国道路。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代史学的“情感转向”: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情感史研究

<正>"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家喻户晓。同样,爱情给人以力量,也为众所熟知。但就历史研究而言,对前者的重视显然要远远超过后者。其中原因也不难解释,因为知识的获取和运用,主要是理性的行为,而理性行为的形成及其后果,长久以来是近代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以外交史为例,各国外交家之间的樽俎折冲、谈判及协商及其最后条约的签订,一般都被视为是理性考量国家利益的结果,于是谈判过程的档案记录和通信往来,便自然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以这些材料为主写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长期被视作近代史学的"正宗"。     

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关注世界史研究中的现实问题

历史学自萌生时起,就是一门关注现实的学科,中外皆如此.中国古典史学强调”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西方史学的源端在古代希腊.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修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述古喻今,垂训后世,如修昔底德讲:"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也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重构、建构与解构之间——从文学形式论史学类型与史学性质

凯斯·詹金斯和艾伦·穆斯洛将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立场划分为重构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三种分野。重构主义强调历史知识与过去实在相符合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相信史家具有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重建过去的技能;建构主义主张历史在根本层面上依旧是对过去的摹写,但在经验事实之外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实现对总体历史的建构;解构主义则指出了过去与历史之间、真实与叙述之间、实在与语言之间联结的脆弱性,主张以解构历史编纂学的方式透析过去如何被编制为各种历史。这种史学类型的划分本身即蕴涵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与实际指涉,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辨识其对历史学性质问题挑战的核心范围与思想取向。     

文本、语义与语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实考述

作为世界遗产事业的一个有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文本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也因此具有特殊的语义。我国正在进行的"遗产运动"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历史语境中的特殊景观。由于世界遗产体系的生产融合了西方中心的历史知识,带有明显的近代"物质主义"的特质,因此,我国学术界只有以"词与物"的方式来剖析这一知识生产的历史逻辑,明确UNESCO的操作性话语,自觉、自主地到我国文化传统中去寻找、选择符合真正属于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与实,才能为世界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范式"。     

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的困境与出路——民间历史研究者的挑战与史家责任的重新审视

日本的学院派史学自形成之日起至今,一直坚持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在今日呈现出诸多弊端,使得学院派史家无法承担起"普世"与"经世致用"的职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民间史家"应运而生。他们在研究与著作风格上与学院派史家存在明显差异,代替学院派史家承担起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逐渐控制了历史知识领域的话语权,对日本民众历史认识与历史观具有极大影响力。学院派史家与民间史家均有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互相取长补短,在竞争中互相促进是日本史学发展的最佳途径。改进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勇于承担历史学家"求真普世""学以致用"的职责。     

古典时代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的二重性及其历史源流

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盛期史家笔下,居民成分驳杂、文化水平低下、政治立场可疑的西西里构成了希腊世界边缘的一处蛮荒边疆。狄奥多鲁斯的史著则为我们保留了希腊文明西部边疆西西里作为希腊世界的军事屏障、文化艺术的活跃舞台和道德卓越的世外桃源的正面形象。西西里边疆的正面形象并非仅仅来自于提迈乌斯等希腊化时代西西里本地史家的杜撰。盖伦、希耶罗等西西里僭主与品达、埃斯库罗斯等古典早期希腊本土作家均积极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构建活动。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在古典盛期的急剧衰落反映了古典时期雅典知识精英政治立场与蛮族观念的深刻变迁。     

《晋纪·总论》的史学价值

干宝《晋纪》已佚,其中二千七百多字的《总论》因历代各种文献引录完整保存至今。创设"总论"这种新的历史评论范式,摆脱《左传》、《史记》就事论事或寓论断于叙事中的历史评论方式,在更宽阔的历史视野下表达史家的历史认识,对后世历史评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论》对西晋兴亡的历史过程及其缘由也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这些历史认识对研究西晋历史发展及其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晋纪·总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