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史学、西方史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正>就西方史学传统而言,不同时期的历史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是以"求真、人文、垂训"为核心,以各自的方式来诠释史学传统,演绎出缤纷多彩的史学形态的;19世纪的历史学亦是如此。在"历史学的世纪"里,史学得到空前发展,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日渐成型,历史学的独立地位逐步稳固,其中兰克及其学派居功至伟。应该看到的是,独成一派的兰克史学虽然特质鲜明,但其特质是脱胎于"求真、人文、垂训"这一史学传统;兰克史学所彰显出来的特征是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史学传统在19世纪的一种演绎。故而,倡导西方史学传统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兰克史学传统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编纂实践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个人的丰富编纂实践相得益彰。他强调历史认识的现时性与相对性,主张根据国情时势变迁而修正历史认识;倡导对历史现象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把握,以世界史的视野来考察区域史,从经济、环境、社会等现实维度来探寻历史成因,由此全面论证社会进化史的主题;他还注重强化历史学的阐释功能,借用地理学、图表计量等新方法来提高历史认识的精确性。上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提出及其在"边疆假说"体系构建中的应用,示范性地推动了美国史学职业化的进程,引导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潮流,奠定了日渐成熟之际的美国史学的实用主义与社会科学化取向。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先秦志书篇名、体例问题补证

《左传》《国语》称引的"志""前志""军志""史佚之志"等志书目前仅存二十余则佚文,通过钩稽相关史料及上博简古文字材料可进一步证实:志书又称作"记",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由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构成。传世文献征引志书有三种方式: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部分,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部分,三是征引完整的志书文本。《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完整志书。志书体裁具有"二重性",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看作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视为古代史籍。志书乃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对先秦时期史著及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钱澄之史学思想初探

钱澄之一生著述宏富,其中,《所知录》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专著,其他著述所涉史事和史论亦多,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和史学关怀。其"文直""事核"的史著原则,"存疑""质证"的史学批评理论,"彰往""察来"的史学经世思想和宏阔的史学视野,在明"遗民"阶层和清初学术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彰显了其作为桐城派先导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功。     

苏洵《嘉祐集·史论》初探

苏洵《嘉祐集·史论》既体现了"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的经史关系论和"得仲尼遗意"的褒贬史学思想,又通过对前四史的简短评说,表明了作者的撰史见解,在宋代众多的史论著述中别具特色。经史关系方面,强调经与史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两者体例不同却可以互相依托。褒贬史学源自"《春秋》笔法",即所谓"得仲尼遗意"。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隐而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等著史原则的提出正是褒贬史学思想的具体化。虽然苏洵从修史方式、历史人物的采择和纪年方式等方面对前四史进行的批评颇多错误,但从总体上而言,《嘉祐集·史论》是宋代史学评论中值得重视的篇章。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史学思想探析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是当代西藏很有影响并对西藏现代史学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在西藏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根敦群培、梁启超、王国维的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认为,西藏史学的进步和发展依赖于史料的积累和增加,搜集、整理有关西藏历史的稀缺史料是西藏现代史学最重要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积极研究史学方法,把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创立的文物与文献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于西藏地方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西藏地方历史的方法。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这些史学思想,对西藏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藏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略论希腊化史学

希腊化时代史学按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希腊化初期、盛期和希腊-罗马时期三个阶段。初期是希腊化史学兴起阶段;盛期,由于空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得人们的视野与认识都大大提高,加之东方君主制度的盛行,出现了所谓的“博学史学”、“考据史学”和“地方志”;到了希腊-罗马史学融合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处于罗马之鹰的笼罩之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总之,这一时期是总结的时期,而不是创造的时期。     

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平衡发展--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比较

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与西方各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史学理论。但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双方史学理论结构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非平衡性。即在共时性结构上,西方史学理论独立自主地形成了完整的内容体系,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侧重本体论与方法论而忽视认识论。在历时性结构上,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移,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而由于近代科学的缺位,中国没有经历上述变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历史学近代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中观史学理论是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传统事例史的兴衰与近代早期西方史学的转变

所谓事例史,是指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传统历史学,它强调历史的实用作用和历史事例的教育效果。"事例史"(exemplar history)这一术语是乔治·H·纳德尔提出来的。本文拟通过概述西方史学传统中"事例史"的兴衰过程,去探究近代早期西方史学转变的一个面相,即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过程。我们认为,追溯从古希腊、罗马事例史的兴起,到中世纪神学背景下事例史的延续,再到近代早期事例史盛极而衰的转变,是我们把握西方史学和历史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我们把史学本身的变化与社会事实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正>刘大年(1915—1999)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传承和创新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理解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以及该核心所涉及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认识、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归纳、对研究私有制时代历史基本方法的把握、对历史研究根本任务的确定,对于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而不是历史学如何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他当面跟我讲过。那是1997年8月底9月初在北京他的寓所,我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访谈结束时,他     

从计量史学迈向基于大数据计算思维的新历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量化研究新发展的思考

进入信息时代,历史学能否彻底走出20世纪下半叶诸多批评中指出的"量化陷阱",而真正成为"基于大数据计算"且定量与定性很好结合的历史科学,是当今历史研究领域须加深入思索的新问题。量化研究应用于历史学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好地解决"质"的问题进而推动历史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史学量化研究在20世纪经历的两个不同演进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分析指出,系列史/序列史和美国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实践表明,量化研究对于历史学寻求科学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价值正越发凸显。伴随信息革命的到来,借助于大数据时代的优势,量化研究方法可能引发历史学的深层革命性变革。论文包括三个部分:量化研究是历史学科学性的重要保证、西方史学中的量化研究演进轨迹和新趋势、当代西方史学量化研究新发展的思考。倘若克服对大数据的曲解并调整历史研究思维方法,量化历史研究将带来历史学领域革命性变革。量化历史研究未来将大有前途。     

传统财政范式的转换:从“量入为出”到“量出制入”

<正>2021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中,笔者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相关概念》为题,概要讲述了经济史、财政史研究中的"经济史""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量入为出""量出制入""财政""税收""税率"等相关概念。由于时间的限制,只是泛泛而谈。本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历史时间与时间历史——基于雅克·勒高夫史学时间观的双重视角

自马克·布洛赫揭橥史学是"在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以来,年鉴学派的史学时间观就备受关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复线时间观与"长时段"理论,由此构筑了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定框架。雅克·勒高夫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进而把时间概念转换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在年鉴学派中,布洛赫与布罗代尔并没有直接把时间本身作为讨论对象,而勒高夫则与之不同。他一方面探究了过去与现在的互动关系问题,解释了其理论进程如何更新着当代史学的定义;另一方面,他还考察了中世纪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中的多种时间形态的共生或矛盾关系,并揭示了中世纪时期时间观念的演变过程。据此可知,时间不仅是历史思维的尺度,而且也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诺伯特·维纳 不拘于世的通才

<正>20世纪中叶,美国学界曾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了两位杰出的通才科学家,其中之一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计算机之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而另一位,虽名气不如前者那么高,但成就却不相上下,他就是后来被誉为"控制论之父"的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这两位同为"天才""博学"级别的人物,甚至也有着相似的学术成长轨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们都在纯粹数学领域作出了令人膛目的贡献,后来又都转向应用数学,开拓了各自的第二个同样令人     

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8年11月17—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围绕"史学或文化的近代转型理论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一个值得重视的学科:科学史学史

众所周知,史学史是研究和阐述史学本身发展史的学科,它考察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然而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作为一门完整独立的历史学科,也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样可以把关于科学史的历史称为:“科学史学史”(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或(history of scientific history)。笔者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科学史随着一大批历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数个世纪以来艰苦卓绝的努力,已经建构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它不仅在史学界和科学界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随着科学本身的迅速增长,它在整个历史学领域中,日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体现出更加独特的研究价值。于是讨论以科学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学史,就具备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2019年清史研究综述

<正>2019年的清史研究发展势头良好,广大学者们笔耕不辍,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文献整理等各领域,均有数量可观、质量较好的研究成果问世。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与"新清史""内亚史"的争鸣互动进一步深入。杨华《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探讨了国内史学研究运用美国中国学研究理论的利弊及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祁美琴、陈骏《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