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考辨古史 廓清迷雾——评《古史辨》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早年就以编著《古史辨》而蜚声史学界。《古史辨》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虽然离开现在已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这部书是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把《古史辨》七卷九册影印出版,并准备续出新编的第八卷,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在第一卷中,顾颉刚先生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

<正>从顾颉刚先生当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算起，他的疑古学说至今已经流播百年了。七大册《古史辨》和八集六十二巨册的《顾颉刚全集》含括了顾颉刚在古代历史、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古籍整理等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但是最引人关注、引发争议最激烈、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疑古学说。百年来因顾颉刚疑古学说所生发的各种评价、阐释、研究如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现象级存在。本文仅就笔者一直以来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审思略作陈述，就教于方家。     

谈历史学对中国上古史的独立研究

正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其中的上古史,近些年以来,都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即便如《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也说他"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可谓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的工作。宋代以后金石学虽然逐渐成立,但是真正影响到古代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仍应以20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用甲骨证殷商史最为成功。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下引《古史辨》都出自该版本)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由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忆历史学家方诗铭

正方诗铭(1919—2000),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读书做官的富裕家庭。家中藏书甚丰,从小在父母熏陶下开始翻阅古书,经史子集、志怪传奇,无所不读,打下厚实的国学基础,也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进入齐鲁大学之前,先生就很喜欢读《古史辨》,对顾颉刚先生十分崇敬,因而选择上古史作为专业。抗战时期山东齐鲁大学迁至成都,当年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二课,先生都选读。     

吕思勉与《古史辨》

以《古史辨》的编著为机缘,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往关系。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但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的观念和方法上,却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透过这些见解,可以看到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     

顾颉刚受审记——《民众周报》查抄案始末

正1937年5月19日,上海《立报》刊出一则"特讯",内容竟然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将在法庭受审。作为"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怎么会触犯法律、接受审讯呢?原来,此前一天,即5月18日,上海开明书店遭到租界巡捕房大肆查抄,原因大概是顾颉刚主编的《民众周报》犯了什么"政治忌讳"。《立报》的"特讯"写道:"据说:查抄原因,是奉法院命令,因为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古史辨”关联发覆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其"古史辨"宗旨一脉相承。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古代地理问题的征实性考证,并非转向"建设"或"释古"的表现,而是其辨伪视角在历史演进方法基础上的调整,即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乃是要利用比此前所用思想、观念等历史演进系统,更为客观可靠的古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来拆解传统古史说与客观上古史的关联,进一步坐实其战国、秦、汉造伪说。围绕顾颉刚及"古史辨"而出现的诸如"破坏"、"建设"、"疑古"、"释古"等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不宜仅取其字面意思随意使用。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封建古史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深受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影响.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当年．顾颉刚以一位北大年轻助教的身份．用一封发表于《读书杂志》、寥寥数语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无意间发动了一场震撼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古史辨运动．中国学术的各路高手几乎全被卷进了这一运动之中。这一运动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就像一次剧烈的地壳运动,彻底地改变和重构了中国学术的版图．     

顾颉刚与李大钊在北大二三事

顾颉刚与李大钊关系的记载很少。应该说顾颉刚辨古史提出的古史观念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不一样 ,但也有相通的地方 ,如他们都主张要打破“古代世界黄金说”。通过翻检各种著作与资料 ,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有关顾颉刚与李大钊联系的记载。顾颉刚较李大钊年少四岁。 1 91 7年顾颉刚升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 (哲学系 )本科 ,次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因李大钊尚未受聘教授 ,所以顾颉刚没有听过他的课 ,二人应是“广义”的师生关系。1 91 8年 3月 ,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 ,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     

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

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民国年间,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之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其实质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理性,似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途获得了统一,实现了两全,然此两全伴随着两难,内里深刻的矛盾纠结仍始终存在。     

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古史层累”现象的西方个案探究

顾颉刚创立的“古史层累说”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适用于中国古史研究,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古代史的研究。本文以“古史层累说”的理论为指导,分析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以及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进而通过这个具体个案的研究,来论证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顾颉刚致罗根泽信札十通

湖南图书馆藏有顾颉刚致罗根泽亲笔信函十通,写作年代大致为1932年至1935年间。信札中顾颉刚就《古史辨》的选题内容、编纂体例、校稿审核、出版发行、经费来源等诸多细节与罗根泽往复讨论,如是否选入章太炎、胡适治经治子之方法异同,是否摘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等书中有关诸子研究的代表性观点等等,既表明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编纂中重视鉴别和吸收晚近兴起的哲学、史学、社会学新知识理论的现代性史学思想,也反映出国难当头、时局纷扰下学者苦心孤诣,延续学术文脉的勇气和艰难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