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

概念使用混乱、与学院派史学关系不明、缺少学科体系建构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发展。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三个概念中,只有"公共史学"能同时满足范畴明晰准确、立义高远通达、言辞易懂雅顺的条件,当是描述普及应用型史学最恰当的概念。"公共史学"在学科架构上包括了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立足于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和创造知识的学院派史学构成了历史学的两翼,要想历史学健康繁荣发展,就必须集合各种有益力量,促使"两翼齐飞"。     

面向社会需求的公众史学(公共史学):老问题、新探索

<正>[编者按]近年来,国内史学界有关公众史学(抑或公共史学)的讨论渐兴渐热,所涉内容既有理论方法和学科建设等纯学术性质的探讨;更有史学工作者如何让自己的研究面向社会大众,以及普通民众应该怎样更好地参与历史记述等老问题的新探索。历史学的研究如何服务于社会,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史学工作者的老问题,而公众(共)史学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拓展新的研究     

当前历史热背景下的公共史学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兴起了历史热,公众对于史学知识需求加大,作为传统的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通俗史学有着许多弊端。在此情况下,借鉴美国公共史学运动的经验,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共史学概念,力图在历史热的背景下,提倡公共史学,促进史学的普及化。由于通俗史学的弊端,未来通俗史学必然会被公共史学"兼并",成为公共史学中的一部分。当然,公共史学在美国发展完善,但在中国刚刚起步,还不完善,但未来史学普及化的趋势是向公共史学转变。未来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将从传统的通俗史学转向公共史学。     

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

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 ,正式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经过 50多年的发展 ,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但是 ,到底中国有没有口述史学 ?这个问题很少被人问及 ,也很少有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口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普遍流行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甚至在随后的几年内会有一个发展高潮。那么未来中国口述史学将如何发展 ,以一个怎样的高度作为起点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笔者觉得应该了解中国口述史学的渊源和现状。本文集中探讨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状况。     

公众史学学科推广的理论与方法

正由实践而理论,这是学科建设;复由理论而实践,这是学科推广。在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后,公众史学的学科推广被提上议事日程。学科推广是公众史学建设所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推广公众史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可细化为多个基本问题和复杂问题。基本问题包括推广的方     

把史学还给人民——关于创建“公共史学”学科的若干想法

<正>近年来,史学界对"公共史学"(公众史学)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不仅有一批论文发表和专题会议召开,一些大学还建立研究中心,开展课程建设和人才培训。这些对推动公共史学的学科建设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公共史学能否成为一个新的史学专业,或能否展现其应有的意义,尚需长期、艰苦和富有创造性的努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史学界的接纳与支持。《史学理论研究》就此组织专题讨论,颇具前瞻性眼光。     

公共史学在中国高校发展的可行性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正>现代公共史学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至今已获得长足发展。而在中国,尽管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对其进行介绍和研究,①但至今仍很难登上中国高校的"大雅之堂"。那么,公共史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是否具有发展的可行性?或者说在大学里能否设立公共史学专业?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完全可行的。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史学理论史研究 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

<正>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的问题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必然趋势。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由于我自己在20世纪六十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研究史学遗产与史学的继承创新

正我的这篇短文想讲一个"老问题",一个并未过时的老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力倡导创新的时代,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史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这一时代的主题。从史学发展来看,同样需要创新,需要创造出符合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史学成果,以有助于历史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     

时代的期待与史学的自觉

"史学、史家与时代"是我们开辟的一个史学沙龙性质的栏目。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办过"史学沙龙"(后更名为"学术沙龙")栏目,当时采取的方式是,由编辑部设定议题,一期一题,内容上学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形式上座谈与笔谈相结合,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跨学科风格。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曾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因刊物本身的客观因素自主停办。此次我们开辟这个栏目,立意在于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演进,选择一个史学界共同关注、深切感知且都可参与的议题,展开学术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形式,唤醒一种执着而高尚的学术精神,倡导一种严谨而自由的学术风格,鼓励一种务实而平允的治学态度。我们敬佩那些摒弃名利、无怨无悔地执着追求学术真理的学者,赞赏那些具有严肃认真治学精神的"学术职业者",鄙视那些将学术界作名利场、败坏学术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其中的"学术大腕"!常言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代学术反映着一个时代。"史学、史家与时代"的命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蓬勃发展的火热时代,这也是提出学术议题最多的时代。那么,如何审视我们当今的史学、史家?我们的时代需要怎样的史学,我们的史学如何反映我们的时代?时代在呼唤什么样的史家,我们的史家如何因应自己的时代?史学如同"十八岁大姑娘的打扮",抑或等于"死"学?史家如何才能表明自己是火热时代的参与者?我们设想:议题相对固定一段时间;内容将结合各自专业研究实践,谈些切身感受和认知;完全采取笔谈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字数不限。我们希望撷取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中形成的和通过学术交流碰撞产生的新的思想观点。我们郑重声明:无论约稿还是自由投稿,都必须是"自家酿造"的、"打上自己印记"的作品。祈请学界同仁给予大力支持,也望各自珍重。     

走向史学的“常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规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明显进步是史学发展逐渐走向了"常规状态",这与新时期历史学者积极参与学术规范讨论、探索新型史学规范的内涵和建构之路的努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0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关于史学规范的探讨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史学论著的技术性规范到关注史学范式转轨的深入过程.今后的史学规范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史学规范纳入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从理论上对史学规范相关问题做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二是加强史学规范制约机制和作用方式的研究;三是正确认识西方史学规范,加强史学规范本土化问题的研究.     

与专业史学相得益彰的公众史学

正一、专业史学之外存在繁荣的公众历史活动。之所以要研究公众史学,是因为当下中国存在一个公众历史活动领域。所谓公众历史,指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所谓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是指用白话文写作的叙述性的历史作品。公众历史的形式,可以是写公众的小历史作品,也可以是大历史的通俗普及作品,简言之,主要是普及通俗史与公众史写作两大块。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史学精粹

<正>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历史是什么?这是历代史学家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或者更简洁的说"过去发生的事",并不自动地成为"历史"。"过去发生的事"留下许多混杂的"碎片"(即"史料"),这些"碎片"经过鉴别与梳理,被写成了"历史",而写历史的人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写历     

中外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正>【编者按】当代中国史学的开拓创新,既需要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汲取营养,也需要从域外史学中获得"他者智慧",因此大力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并对这种交流的历史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史学界的题中应有之义。晚近以来,我国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本     

史学精粹

<正>祝宏俊:《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反思》(《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公共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内在的公共性,对公共史学之公共性的认识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传统史学为参照,公共性表现为专业史学家之外人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内容侧重于公共领域;二是立足于史学研究本身,其公共性表现在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选题、研究活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表现途径、服务对象(或成果去向)等环节;三是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必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