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内外互补:“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与西方

正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任何领域都笼罩着中西关系的问题。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益激烈起来。以学术界而言,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学者如何面对西方的"中国学"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在史学领域则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西方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史"学。所谓"中国史"学界,并非专指中国史学界,而是整个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界,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所谓西方,指欧美国家和地区,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西方学术是一个包     

2009年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

2009年10月,日本秦汉史研究学会第21次大会——＂战后秦汉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主题研讨会在静冈大学召开。正如前年《历史评论》出版了699号特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一样,近年经常可以看到回顾战后研究史,探求研究方向的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很多研究者都感到在研究领域细化的现状下,有必要以世界史、中国史这样的宏观视野重新思考中国古代史研究。     

明代史学研究述评

正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促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概念,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汉唐等史学发达的朝代,受清人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明代史学不如其他朝代。进入21世纪,随着对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已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

正世界中世纪史在我国曾经是边缘化的研究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也随着学术上破除了"黑暗中世纪"的误区,经过40年发展,世界中世纪史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进步最为明显、成果最为丰厚的学术领域之一。由于它特殊的历史时段,一度还成为我国比较史学特别是中外比较史学的重要策源地,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

正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生活从此逐渐走向正常,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研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辽宋夏金史领域也是如此。不过,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断代而言,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学术推进尤其明显,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国人对公元10至13世纪——尤其是赵宋王朝——历     

第六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会议综述

<正>2014年5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日本东方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东京日本教育会馆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现阶段中国史的时代划分——结合历史学、思想史、文学"。来自中国、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计70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开幕式上,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池田知久先生发表主题讲话。他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学界就曾经针对中国古代史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即使是在史学史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的20世纪50年代,杨翼骧先生仍在默默地坚持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为杨翼骧先生治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杨先生条分缕析、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史学史研究有着规范性、严谨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杨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他对中国史学史从古代到近现代发展的整体看法、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思考等,都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学术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是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以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是中国通史的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台港澳地区史)部分,现已成为一门日益引起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的显学。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史料的初步发掘、学科意识的凝聚、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     

古代东北区域环境史研究综述

正古代东北区域"环境史"相关研究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成果,研究时段集中于史前、辽金和明清三个时期。为了便于学界从整体上了解和掌握古代东北区域环境史相关研究的概况,本文在综述既往成果的基础上,评估各时段研究的成就、特点和局限,并对古代东北区域环境史研究作总体的评析。     

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姚名达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创建历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学者。本文依据其《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以及散见于信函与已刊著述中的介绍与阐述,梳理出姚名达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拟定的架构以及已经成文的观点与主张等内容。中国史学史研究是姚名达最为重视,也始终坚持的学术领域与研究专题。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具有整体化、系统化的特点,其已经刊行的几部史家年谱,均应纳入到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中。作为姚名达留下的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讨论了史理与史官两部分内容。其中体现出的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可视为姚名达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构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三个面向”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绩斐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也呈现出可喜局面。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新中国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进一步学习领会决议精神,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杨凤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宋学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等长期耕耘在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学者,从大历史观、方法论、叙事体系、时空观念等角度撰写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白寿彝先生对历史教育的贡献──读《白寿彝史学论集》

白寿彝先生对历史教育的贡献──读《白寿彝史学论集》张显传作为历史学家,白寿彝光生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方面的卓越成就,早已享誉国内外。但是,他对历史教育的研究成果却没有引起更为广泛的注意。本文意在阐述他在历史教育上的贡献,求教于诸位同仁。为历史教育...     

范本、范式、范例：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史研究的方法示范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绩斐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也呈现出可喜局面。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新中国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进一步学习领会决议精神,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杨凤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宋学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等长期耕耘在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学者,从大历史观、方法论、叙事体系、时空观念等角度撰写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新中国史研究三题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绩斐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也呈现出可喜局面。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新中国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进一步学习领会决议精神,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杨凤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宋学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等长期耕耘在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学者,从大历史观、方法论、叙事体系、时空观念等角度撰写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大历史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绩斐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也呈现出可喜局面。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新中国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进一步学习领会决议精神,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杨凤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宋学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等长期耕耘在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学者,从大历史观、方法论、叙事体系、时空观念等角度撰写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东南亚史研究的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视角——以哈里·本达奖获奖著作为例

哈里·本达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旨在表彰东南亚研究领域杰出成果的国际学术大奖,代表了当代国际学界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本达奖获奖著作涵盖东南亚殖民主义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并不断拓展到宗教史、女性史等专题史研究,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史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向,并从史料、方法、视角领域探讨了东南亚历史发展的本土性、自主性与能动性。获奖作品在当代东南亚史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值得中国东南亚史学界进一步学习与借鉴。     

一部开创性的中国史著作──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评介

一部开创性的中国史著作──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评介苏晋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学科的分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以往不曾有的或不被重视的学科会脱颖而出,迅速得到发展。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便是在新形势下产生...     

“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自新史学兴起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始终在中外各种思想、理论、方法交织激荡中发展,迄今百有余年,无论在中国抑或域外,皆已积淀深厚,成为国际性的学术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也突出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现代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也不断经历创新,遭遇各种挑战,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理论环境不断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有必要从国     

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了解与研究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有了更多的接触,出版并翻译了几本关于两河流域及古巴比伦的历史著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学者蔡仪关于古巴比伦历史的专业研究论文,意味着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已开始与国际学界的接轨。     

论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

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的治史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战后风靡日本学界的唯物主义史观,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对隋唐帝国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性、中国史分期等政治社会史问题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最终建立了强调道德人格、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并指出共同体特性在不断地演进与升华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