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6月13至16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明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天宇酒店隆重召开,来自几十所院校、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

正【编者按】义演既是一种有效的募捐方式,也是中国慈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连年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义演不仅帮助了饥困民众,也与大众娱乐相交织,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现象。慈善义演在赈灾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目前相关研究日渐受到学界关注,文献整理也在不断丰富,从慈善史的角度和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对此进行观察,无论在内涵解析     

“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关涉中国报刊史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自改革开放学术兴盛以来,与中国报刊史研究相关的著述越来越多。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报刊史研究的重视,目前在历史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报刊史的研究日益凸显出学科交叉的特点,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卜正民《明代社会与国家》译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先生是一位很博学的学者。他的著述,像陈列着许多物品的博古架,琳琅满目。有不同爱好的学者,都可以从架上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的《明代社会与国家》（Timothy Brook,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New York：RoutledgeCurzon,2005）一书,由导言、结论、以及八篇论文构成,内容涉及乡治、地图绘制、江南圩田、北方水稻推广、藏书楼建设、图书禁毁、明代佛教、明清地方志中的寺观记载等。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

本文概要,在于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在国家没有成形以前,人类已有小型的群体组织,例如地缘组织、亲族,凡此都可称为“原群”,其成份通常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商代的国家组织并不发达,上述的原群实为国家的基础。周代以亲属封建,国家的上层与原群的社会实相重叠,不过诸侯的封国之内,因为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多层结构,国家之内,社会始呈现异质性。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趋于复杂化,代表财富、知识与影响的社会力量兴起。异质的社会,可称为复群的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始有求取彼此平衡的需要。即使秦是专制集权,也不得不尊重富人,汉初亦然。是以《史记》有货殖、游侠、刺客诸传,以志政治权力以外的诸种社会权力。汉文以后,景、武两世,打击社会权力,不遗余力,终于消灭以城市为基地之工商业及民间领袖。嗣后则是以地方农村为基地之士大夫宗族,成为代表知识的社会权力主流。士大夫在朝为官吏,在野为地方领袖,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一种亦分亦合的辩证关系,颇符合黑格尔以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一连续体之观念（但国家未必是社会的理性化）,而不是近世以为国家与社会为对抗体之观念。正因为社会的组成以地方宗族为基石,中国古代社会遂具有浓重的原群特性,而不能发展     

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

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朱亚非自从１５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亚洲的入侵。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满刺加,成为第一个在亚州夺取殖民地的西方国家．葡人控制满刺加不久,就把目标对准了垂涎已久的中国。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力图敲开明政府因历...     

《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评介

赵克生著《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于201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34万字。开篇之章为导论,以明全书旨趣,又分上、中、下三编,即“国家礼制与与明代宫廷”、“国家礼制与明代官僚阶层”、“国家礼制与地方社会”三个主题,每一主题取三、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皆以礼制为题眼。     

明代海外贸易与“倭寇之患”

中国的对外贸易,很早就开始了,有史可考,当自汉代始,以后唐宋元各朝代均有规模不同的发展。当时主要的商路,有陆海两路,陆路即名的丝绸之路通往欧洲,据史料记载公元前四、五世纪,中国就与希腊发生了商业关系,当时占主要地位的商品,是中国所产的丝,这条商路延续历史悠久。元明时代海上交通发展起来之后,才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至于海路,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清末民间报刊媒介

本文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舆论在清末宪政改革中的形态,以民间报刊媒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民办报刊的内容和办报主体转型来看待其显现出的公共性,证明社会从国家中初步分离,进而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论及清廷与报刊媒介的互动关系,目的是展现其互动的不良,其后果是对宪政精神的腐蚀。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中国古代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笔谈

<正>[编者按]历史上的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问题,有时是非常突出甚至是突发性的问题,需要行政当局去处理,去面对。实际上,应对突出或突发性社会问题的方法或能力,是对每一个政府执政水平的有效检验。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处理社会危机问题的突出案例,研究这些问题,可以为今天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历史经验。本着为当代社会提供历史借鉴的学术宗旨,2014年11月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古都开封合作举办     

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

"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在内涵上形成某些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古代国家"包括"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它们只存在于"古代"。"早期国家"却不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或"现代"。"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     

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唐代前期“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唐代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前期实行的"统收统支"体制,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法制规范相当齐备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后期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地方财政收支挂钩,成为真正意义的一级财政主体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前后期实行的不同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也不同。     

笔谈“抗日战争与沦陷区研究”

2010年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编辑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安徽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十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现代化理论、沦陷区民众生活实态、民众心理、研究方法、实证调查、影像资料、抗战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本组笔谈均选自此次会议。     

“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会议综述

<正>2022年10月29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主办,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市数字人文资源建设与研究重点创新团队协办的“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青年学者工作坊在线上举行。工作坊由中国史学科负责人张剑光教授、秦中亮副教授发起,杨永生、许超雄为召集人,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交流与成长的平台。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科的发展,包括出土文献在内的大量材料的数字化,极大方便并推进了相关研究,“数字人文”“数字史学”等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词汇。     

“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正>在南开历史学科建立90周年之际,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于2013年10月18-19日在天津召开。与会学者参照欧美学界近年所谓"宋元明历史过渡"说,在"政治文化与士大夫缙绅"、"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两大议题下,就唐宋变革后的官府政策、土地赋役、富民、农商、基层社会、北方族群、江南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贯通性"的探研和争鸣。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