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华佗传》研究

华佗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医师。《后汉书》、《三国志》都有他的传记。《三国志》成书在前,《后汉书》成书在后,因袭之迹非常明显。大体上,范之于陈.有剪裁而无所增添,有点定而无所辩证。属于前者的例子,如《三国志》所载故甘陵相等八条医案,《后汉书》一律删去。(我怀疑它是脱简。)属于后者的例子,如关于华佗手术疗     

华佗的麻沸散源头可能在印度

正《教科书谈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常回避一些东西》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医学有不少介绍,说到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让病人和酒服下,失去知觉,然后进行各种手术"。在记有"麻沸散"之名的《三国志·华佗传》中,并没有说明配方,以至现在众说纷纭。如清人托名所作的《华佗神医秘传》中说是羊踯躅、茉莉花根、当归等;还有不     

华佗之死辨疑

<正>出生于亳州谯城的华佗,不仅是安徽以及亳州的一张名片,更是在几千年来中医界绝少获得“神医”称号的名医。华佗行医救人的事迹见之于史书者,有数十条之多,这在古代文献中十分罕见。更为难得的是,华佗的事迹、医案见之于史书者,并非神秘难测,而是平实可信,     

《华佗传》《曹冲传》疏证--关于陈寅恪运用比较方法的一项检讨

《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年),是陈寅恪早年运用比较方法、从事比较之学研究所获得的一项成果,其结论和方法在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但结合早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考察发现:(1)华之称华佗,乃出于其善治“虫”,而非天竺语“agada”之省译;(2)麻沸散的发明权在中国,中国不但古已有之,而且传承有道;(3)华佗事迹有附益先秦文挚之事者,此乃其原型所在,且早于印度神医耆域故事;(4)曹冲称象之法,中国先秦恐已有成例可寻。在从事比较研究时,中外比较固然重要,古今比较亦不可偏废。     

战国楚简新证

楚简《保训》云:"今女祗备毋懈,其有所由已。"《韩诗外传》卷一云:"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帛书《黄帝·本伐》云:"道之行也,由不得已。"楚简《金滕》云:"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备子即孝子。又云:"我则璧与。"读为荐。楚简《君子为礼》内容多与《礼记》有关,论述容貌、形体、言行等方面的规范。楚简《楚居》记述了早期楚人起源的神话传说。江陵九店楚简中有《建除》,名目与秦简《日书》略有差异。楚简《建除》有"生子占",反映了古人生活方面的一些习俗。     

《清藏》经板述略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佛经亦随之而来。当时的佛经都是手抄本。唐代发明雕板印刷以后,佛经就有了刻印本。大量的佛经,经过历代的翻译、汇集、编次,形成了经、律、论三藏,即大藏经。刊刻汉文大藏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官刻大藏经开始于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971年)下令雕造我国第一部大藏经。以后有辽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赵城藏》,元代的《普宁藏》,明代的《南藏》与《北藏》等。清     

华佗之死及其生卒年

华佗名旉,字元化。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县)人,与曹操是同乡。他是东汉末年与张仲景齐名的医学家,我国中医外科学的创始人。据《三国志》卷29《方技·华佗传》载:曹操把华佗“传付许狱,”将其杀害。致使他的医学著作荡然无存。可是志书本传皆未说何年杀害华佗,其生卒年亦漏而未述。因此千百年来对华佗之死及其生卒年月并不清楚。下面仅就此作一考证。据《三国志》本传云:“沛相陈珪举孝     

大师论学 言必卓绝么？——“竹林七贤”称名依托佛书说质疑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所选《(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结语云：“总而言之,《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于其间……夫《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识,犹不能别择真伪,而并笔之于书。则又治史者所当注意之事,固不独与此二传之考证有关而已也。”     

岭表丛林中的殿宇特色及影响

正一、岭表丛林:僧以寺名,寺因僧显在东汉、三国之交,佛教已传入广州地区,为全国当先。据记载,"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安世高于东汉建和元年(147)来中国,就是由海路到广州,后北上江淮。"据《高僧传》卷九之《晋洛阳耆域》记载,西晋初期,继安清(世高)之后又有一名印度高僧——耆域抵达广州。以上这两位富有传奇色     

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

《甘珠尔》是藏文bkah·hgyur(以下凡引用藏文处均用拉丁文注音转写)的汉文音译,其意为"佛之教诫译本",相当于汉译佛经"经、律、论三藏"中的"经"和"律"。公元八世纪中期,吐蕃的佛经译师们即已开始汇集各种佛典的藏文译本,并编了三本目录(现仅存一部)。十三世纪末,     

“宗子维城”与善鼎“宗子”解诂

正先秦两汉文献"宗子"一词,其意涵早晚有别。"三礼"中的"宗子",如"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礼记·内则》)、"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等,其与"宗妇"或"支子"对文,含义明确,专指宗族首领无疑,此为大家所熟稔。但在时代更早的文献中,如《诗·大雅·板》"宗子维城"之"宗子",所指则为宗族内的子嗣。研究者对后者的认识还相对模糊,且与"三礼"宗子常相混淆,故须作别白。     

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上集残叶考释

武威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残页,《中国藏西夏文献》等著作将其归入《维摩诘所说经》下集。通过翻译核对,该佛经应该是《维摩诘所说经》上集菩萨品第四之部分内容。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斧正。     

华佗与曹操

华佗与曹操都是同一历史时代的人,但他们之间却充满了阴霾:当权者的曹操杀死了医仙华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历史久远,许多史实变得模糊不清了,本文将对可查考的部分作些探索。(一) 华佗与曹操何时结识华佗与曹操何时结识众说纷纭:《三国演义》把华、曹相见的时间放在曹操临终前,也就是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公元219年)前,而最近一部文学作品却把华、曹相识的背景说成是在官渡之战时期,也就是建安五年(200年)左右,这些结论都只是根据文学作品需要安排的,并无多少史料依据,故不足凭信。其实华佗与曹操相识还需从三国时代闻名的政治家陈登说起。据《三国志·方技传》     

涂山地望考辨

当前,学术界在探讨夏文化过程中,经常涉及到涂山地望问题,这同禹娶妻或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直接有关。古代文献中提到涂山的地方非止一处。《尚书·益稷》载禹的话说:“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史记·夏本纪》云:“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吕氏春秋·音初》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     

清华简《说命》“员（圜）土”当今无定河流域考——兼论傅说之都“说邑”

《墨子·尚贤下》等文献记载商代武丁贤相傅说早期曾居住在北海之洲、圜土之上,学术界对"北海之州"、"圜土"的解释说法不一。清华简《说命》上中下三篇提供了新资料,有助于厘清傅岩、北海之州与圜土的关系:北海之州位于北方的荒晦之域,傅岩是傅说及其部族为失仲服劳役之地,亦为北海之州的一具体地名。而"圜土"并非监狱之名,而是北海之州的一个都邑之名,与古圜水有关,在今无定河流域一带。傅说打败赤狄之后,便以此地作为自己的都邑"说邑"。     

莫高窟第322窟“乐器树”图像研究

"树音声"是佛教自然音声的重要组成部分,音声之树包含"七宝树""多罗树""乐器树"等多种类型。莫高窟初唐时期第322窟北壁的《阿弥陀说法图》中存有敦煌石窟唯一的"乐器树"图像,文章通过图文参校,认为第322窟"乐器树"图像是佛经中"多罗树"与"乐器树"相结合的产物,其树上悬布乐器类型与《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佛经有密切联系。     

辉丽万有莫翁诗

诗为何物?钟嵘在其《诗品》告诉我们：“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一故摇荡性情,形之舞咏。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六朝京师上定林寺位置考

上定林寺的兴建 南朝刘宋初年,江南佛教还处于发展时期。外国僧人来华传法,大多用带有方术味的禅法吸引民众。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印度高僧昙摩蜜多辗转到四川,后出三峡到荆州传法,不久又来到京师(今南京),刚来就得到全城礼敬,其中包括皇后、太子、公主,他被朝野敬称为“大禅师”。他先在祗洹寺译出《禅经》、《禅法要》等几部佛经,又到浙江建寺传法。元嘉十年回到金陵,住进了钟山定林寺。     

贝叶寄语——试谈傣族文学与佛教的关系

一傣族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古代文学,这是人们早已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没有什么争论。但这些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却众说纷纭。现谈谈我的一些粗浅意见,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有些同志说:“傣族文化是佛教的文化,傣族文学作品是佛教带来的。”并提出了两点作为依据:一是佛经里都有这些故事的记载,现有的唱本是根据佛经的故事改编的;二是这些故事叙述的都是佛主轮回转世的经历,即根据《本生经》改编出来的“佛本生之故事”。这两点依据能立足吗?我认为不能。佛经里有没有《因叭》、《朋尚罗》、《麻哈兴童》等神话故事呢?有。但这些故事并不是佛教从印度带来的。它们是傣族的古代文化,是傣族的祖     

从《隋书·经籍志》看佛教对隋唐文化的影响

《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相较而言,《隋书·经籍志》不仅将"六略"变为"四部",还在其后附有道经部和佛经部。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在隋唐这一时期,宗教已经对整个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已融入主流文化中,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笔者就佛教对隋唐文化的影响提出一些薄陋的看法。